萧祥剑群书治要五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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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人之间都很陌生，出了什么事情也不会互相帮助。所以，这是讲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斗争之狱繁。
“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矣。”丧祭的礼义废弃的话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为臣为子的情谊就会淡薄，从而就会违背死者的遗愿，忘记父母生养之恩的人就会众多。现在讲忠和孝，为什么讲忠孝，真正忠孝的人越来越少，就是因为这个丧祭之礼没有了，人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孝，什么是真正的忠。我们要把忠和孝恢复起来，最重要是把丧祭之礼恢复起来。
2012年春节的时候，末学有机会拜见一位长者，长者谈到学习传统文化，他讲到学习传统文化要把孝道恢复起来，就一定要学习丧祭之礼，他给末学看了很多他手抄的这种丧祭的礼节、礼仪。末学看了之后才发现，古代的丧祭之礼其实就是在进行最好的伦理道德教育，丧祭之礼就是让人明了伦理道德。
“朝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背叛侵陵之败起矣。”朝觐之礼废弃，君臣的位置就会失，君臣之间没有这种礼了，我们也分不出谁是君，谁是臣，结果导致诸侯互相背叛，互相侵吞的混乱局面就会出现。我们读《资治通鉴》，开头就讲周朝三晋分权，这是因为君臣的纲纪没有了，所以司马光从那里写起，就是礼没有了，礼没有了，社会就乱了。
差若毫厘，谬以千里
下面讲到：“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正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此之谓也。”实施礼治、教化，就是为了防微杜渐，在一开始就让你懂得礼，不至于产生过失。
古圣先王教导百姓，首先就是礼的教育。治国和治家道理是一样的，我们的小孩，最早的时候让他懂得孝敬父母，懂得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懂得尊敬长辈，如果小孩在家不尊敬长辈，这个小孩长大后能有多大出息？所以懂得教育孩子的人，他就会知道从礼开始教育孩子。
我们现在要把礼恢复起来，像《弟子规》，这是中国古代的家规，《弟子规》讲的就是礼，把《弟子规》落实，就是把最基本的礼落实。所以，这里讲礼真正可以起到防微杜渐的效果，让人们“正邪”，人的邪恶还没有成形的时候，就加以纠正了。像孔老夫子在《论语》里面讲到：“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再问细目，夫子讲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我们真正能把这个四勿落实，就能够“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不知不觉就转向善良，远离罪恶了，何必再用法律？你天天教育小孩，你天天教他这个，小孩不知不觉善德就培养起来。教育民众，教育百姓，教育员工，道理都是一样的。人人懂得以礼来行事，就不会去违法犯罪了，所以“是以先王隆之也”，隆就是重视，古圣先王特别重视这个礼教。历朝历代开国的君主，天下太平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制礼，所以《周易》上讲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此之谓也。”《周易》上讲，君子做事情开始的时候特别慎重，一旦差若毫厘，结果就会谬以千里。
小时候父母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犯人因为抢劫被判了死刑，他在临死之前想见自己的母亲一面，见到母亲后他给母亲提了一个要求。他说，妈妈，我在临死之前还想吃一口你的奶。这个母亲就答应了孩子的要求。这个人就吃了一口母亲的奶，并狠狠地咬了母亲一口，他对自己的母亲讲，妈妈，我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拿别人的东西你从来都不会责骂我。一个孩子之所以犯罪，最初的原因就是父母从小没教育好，所以这叫“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小时候一点点不正的行为，可能就会导致日后犯下滔天大罪，因此无论是齐家、治国，都要把这个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周朝，周公制礼作乐。周公有一个儿子叫伯禽，伯禽跟周公的弟弟康叔去见周公，结果去了三次，被周公痛打了三次。伯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就去问商子，商子是周朝非常有德行的一个人。伯禽问商子说，为什么我跟我叔叔去见我父亲他每次都打我？商子是很有智慧的人，就跟伯禽讲，他说你去看看，南山的阳面有一种树叫做乔木，北山的阴面有一种树叫做梓木，你去看看这两种树。商子不给他讲道理，而是让他去看天地自然万物是什么样的。伯禽就听了商子的话，跑到南山阳面看到这个乔木长得很高，这个树是仰着，他又跑到北山看到梓木，发现这个梓木长得很低，是俯着的。回来就如实告诉商子。商子就跟伯禽讲，乔木仰起来就是做父亲之道，这个梓木俯着，是做儿子的道理。伯禽也是很有智慧的人，商子这么一说他就知道了。第二天，他就自己单独去见周公，一进门马上就跪下来，行儿子之礼。所以，周公就称赞他，说你受到君子的教诲了。
商子真正有道德学问，懂得怎么教育。我们现在学了传统文化给人家鞠躬，人家觉得好像有问题，认为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古人的礼仪不适用了，其实这是现代人无知，不明白古人制礼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儿媳妇要跪着给长辈盛汤
《群书治要·淮南子》讲到说：“家老异粮而食之，殊器而烹之，子妇跣而上堂，跪而酌羹，非不费也，然而不可省者，为其害义也，待媒而结言，聘纳而取妇，绂冕而亲迎，非不烦也，然而不可易者，可以防淫也。”
“家老异粮而食之”，家老是家里的长者，家里面的长者要吃不同的饭，用不同的餐具来做，儿媳妇要光着脚走上堂去，跪着给长辈盛好羹汤。“非不费也”，这种礼法不是不费事，古人他也知道，这么做是很费事，很麻烦，然而却不能省。为什么不能省？因为省去就会害礼，不讲这个礼，媳妇对公婆就没有恭敬心。现在社会，婆媳关系最难相处。媳妇对婆婆真正有恭敬心的很少了，原因何在？因为礼没有了，不懂得怎么做媳妇了。家庭矛盾，夫妇之道苦，都是因为这种礼没有了。
“待媒而结言，聘纳而取妇，绂冕而亲迎。”古代婚姻之礼，一定要等到有了媒人才定婚约，下了聘请才迎娶新妇，穿上盛服迎亲。过去的婚姻之礼都是非常正式、非常严肃的。现在提倡自由恋爱，有媒人的不多，也没有什么聘礼，两个人相好，领个结婚证就算结婚了。这样做好像很简单，但是这种草率的结婚导致的家庭矛盾特别多，也导致离婚率特别高。这都是因为把婚姻之礼废掉了，所以古人讲这样做不是不麻烦，但是不能改变。是什么原因呢？可以防止淫乱。古人为什么用这个礼，是很有深意的，都是处处让人能够回归到道德仁义上来。我们真正处处以礼而行，真正按照这个礼要求自己，慢慢就会明了人生之道，明了天地之道。
没有礼，天下就会失去和谐
在《群书治要·礼记》里面，孔老夫子多次讲到这个礼的重要性，一旦没有礼，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夫子讲到：“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幽室之中，非烛何以见之？”一旦治理国家没有了礼，就像盲人失去了引路人，或者是没有了导盲的工具，他会很茫然，不知道自己往哪里走。又好像我们整夜在暗室里找东西，没有灯烛，什么也看不见，摸来摸去很茫然。人生找不到方向，不知道做什么事，不知道该怎么做。这都是因为没有礼了。
下面又讲到：“若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是故以之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军旅武功失其制，宫室失其度量，丧纪失其哀，政事失其施，凡众之动失其宜。”没有了礼，我们就会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摆放，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耳目不知道该听什么，该看什么，进退、作揖、谦让都没有了尺度，都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人事，不知道怎么孝敬父母，事奉师长。所以，以这种状况居住、相处，长辈晚辈都会失去分别，做长辈的不会做长辈了，做晚辈的也不懂得怎么做晚辈了。
“闺门三族失其和”，闺门三族就是讲家室宗族就会失去和睦。“朝廷官爵失其序”，朝廷的官职爵位就会失去其次序。“军旅武功失其制”，军队攻防也会失去控制和制度。“宫室失其度量”，宫室的大小高低失去它的标准，这里其实不仅仅是讲宫室，这就是讲我们的享受。在古代，对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东西，这都是很有讲究的，不到那个级别不能穿那一级的衣服，不能乘那一级的车子。现在不一样，现在你只要有钱，你想住什么样的房子就住什么样的房子，想开什么样的车子就开什么样的车子，这个礼就没有了。人的尊卑贵贱就显示不出来，人都以这些豪宅、别墅为荣，去追求这些享受，不追求礼义。所以下面夫子讲：“丧纪失其哀，政事失其施。”各种丧事，人的悲哀之情没有了。现在在社会上甚至还出现这种情况，在办丧事的时候放一些流行歌曲，家人照常娱乐、打麻将、赌博，根本就没有悲哀之情，孝道没有了。“政事失其施”，管理政事就会失去其施行的方法，不知道如何来治理百姓了。所以夫子讲，“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在上边的领导要想坐得安稳，想要百姓能够完全听从、遵守国家的制度，最重要的就是推行礼的教化，礼的教化并不是用这个礼的工具去控制百姓，而是真正替百姓着想，让百姓懂得如何做人。就像我们教孩子讲礼，并不是让孩子永远听我的话，而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懂得如何做人，懂得孝敬父母，懂得在单位尊敬领导，这样这个孩子的人生之路就不会走歪。为政者治理百姓也是这样，并不是拿这个礼去奴役百姓、控制百姓，就像现在认为封建礼教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古人进行礼教，都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实现父慈子孝，君令臣恭，这是古人实施礼教的目的。
礼要怎么样来推行？最重要还是要从领导者开始。领导者首先做示范。就像在家里教小孩要孝敬父母，小孩跟谁学，跟父母学，看到父母孝敬爷爷奶奶，这小孩自然就会孝，如果做父母的不孝敬自己的父母，却让孩子孝敬自己，怎么可能呢？
过去有个故事讲，有一个人，他的父亲得了天花，这个做儿子的看到天花这种病很难治，就想把他的父亲扔到野外去。于是，有一天他跟儿子讲，我们父子俩拿筐把你爷爷抬到那个山上去。这个父亲就和儿子把孩子的爷爷抬到山上扔掉了，做父亲的还要把扁担和筐扔掉。他的儿子还很小，就把这个筐和扁担给捡起来了，这位父亲就跟儿子讲，这个已经用不上了，你把它捡起来干什么呢？儿子就说：爸爸，以后等你老了我还要用，这个做父亲的突然一下子明白了，不能这样对自己的父亲，如果自己这样对父亲，以后自己的孩子也会这样对自己。所以他就又和儿子把父亲抬回家里用心照顾去了。
我们怎么对待自己的父母，我们的子女就会怎么对待我们。我们把自己对待父母的这颗孝心扩大，真正来服务天下人，想到天下人都是自己的父母，这就是至孝。
道德仁义礼真正落实就是我们把对自己父母的孝和对妻子儿女的爱扩展到对天下的人，所以，圣贤教育都是从我们自性里面发出来的，不是吃人的礼教。
《中庸》里讲：“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我们现在学习《群书治要》，就是要真正继承发扬我们古圣先王的教诲，真正把这些教诲一代一代传下去。
第十一讲  “圣贤政治”之以乐易俗（一）
中国古人以礼治国，往往谈到礼就要谈到乐。以礼治国还要用乐来辅助。中国历朝历代都设有礼部，礼部主要的工作就是推行教化，制礼作乐。这是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建立后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古人讲，礼以修外，乐以治内。歪礼是规矩，规范人外在的行为，乐是调养人的心志，让人内心没有邪思邪念，所以礼乐通常分不开。古人讲，无礼不成乐，无乐不成礼。礼和乐是同时产生，而且是并行并用。中国古代都是国家来制定礼乐，而且通过国家的措施来保证礼乐得以实施。早在舜帝的时候，舜帝作韶乐，到周朝，周公制礼作乐。我们中华民族历来被称为“礼仪之邦”。
在《孝经》里面，孔老夫子也讲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一个国家怎样治理，夫子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把“孝、悌、礼、乐”真正恢复起来，国家大治，社会安定和谐。所以要改变社会风气，最重要的就是通过音乐来教化，音乐是改变社会风气最好的工具。古圣先贤这个传统从尧舜禹那里就开始了。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中国古人把这种以音乐治国的方式称为“乐治”。
《论语》里面说颜回向夫子请教治国之道，夫子就跟颜回讲：要遵循夏代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头戴周朝的朝冠，奏舜帝的韶乐，禁止郑卫音，远离奸佞之人。这里讲到乐要奏韶乐，放郑声，就是要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夫子讲：“乐则韶舞，放郑声”。在《论语集解》中就讲到，韶是舜时期作的音乐，这个音乐是尽善尽美。相传孔子曾经访问东周洛邑，他向当时著名的乐师苌弘学习音乐。夫子就讲：我喜欢这个音乐，但是似懂非懂，似通非通。韶乐和武乐，这两种音乐都很高雅，都在各国流行，宫廷里面也很流行，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区别？韶乐是舜帝制作的音乐，武乐是武王伐纣时作的乐。当时苌弘就和夫子讲：“韶乐是舜时期太平和谐之乐，所以这个曲调优雅，听着让人感受到身心愉悦，身心和谐。武乐激昂豪阔，很豪放，这两种音乐虽然不一样，但都是很美好的音乐。”韶乐侧重于安泰祥和，礼仪教化，武乐侧重于大乱大治，述功正名。武王伐纣，当时社会大乱，所以作乐也是根据时势，让人能够通过听这个音乐受到教化。所以夫子听了之后，就感觉到舜帝时期的韶乐是尽善尽美，这个武乐虽然很好，但是不如韶乐，虽然是尽美，但是不能够尽善。后来夫子到了齐国，欣赏韶乐，“子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可见，这韶乐太美妙了。听这个音乐，能够让我们身心和谐，身心安定。
古圣先王懂得，音乐是教化民众，修德修身的重要工具。真正善于用乐治，就能够收到安定人心、移风易俗的效果。
音乐对人心的影响
在现代人看来，用音乐来治国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大家可能会认为现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提倡民主、法治，音乐只是一种娱乐，它不可能有法律那样的效力，怎么可能和法律同样作为治国的工具。但是我们看到在古代中国，乐和礼、刑、法同样具有国家的强制力，有特殊的作用，能够用于治国平天下。
《群书治要》里面就谈到很多用乐治来治国的思想。不仅治国，企业、家庭、个人也一样，你听什么样的音乐，对你的人生命运都会有影响，因为音乐会影响我们的心志，影响我们的心态，心态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治理一个国家，治理一个企业，首先是治人。治人最重要的就是治心。音乐对人心的影响非常大。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就讲到宫、商、角、徵、羽这五音可以使人产生五种感觉，进而会让人产生五种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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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这五种美德就成为君子。中国古代，音分为五音：宫、商、角、徵、羽。德分为五常德：仁、义、礼、智、信。还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五事：貌、言、视、听、思。这些都是互相联系的，所以中国古人完全明了天地之间的自然规律，知道音乐和人的德行有着密切的联系。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就讲到，“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作，乐由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
我们学习圣贤文化发现，古人处处指导我们回到“道德仁义”上来，“道德仁义”这是天地之道。音乐是为了让人举止行为符合天地之道，回归本性本善。听闻宫音会使人心情温和舒畅，胸怀变得广大，我们听一些好的歌曲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德音雅乐能够调养人的心志。“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听到这个商音会让人端正自己的品格，品格方正了，人就会追求道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你听到这个角音会生起侧隐之心，会去爱护别人，有爱心。有一首歌曲叫《感恩一切》，听完这首歌我们会懂得感恩。“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听到徵音，让人懂得乐于行善，愿意去帮助别人。像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有一首歌曲叫《感谢你》。听这个歌让人生起感恩之心，乐意去帮助别人，乐意去行善。“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听到羽音，表情会端庄，注重礼仪。所以听音乐对人的影响很大，如果听不好的音乐，我们讲郑卫之音，人会产生邪思邪念，像现在的许多流行歌曲都是情爱，让人天天想男女之情，这个音乐对人的心志影响很不好。
所以司马迁讲，“礼由外作，乐由心出”。礼是什么，外在的行为，乐是什么，乐出自内心，让人不起邪思邪念，让人内心端正。人内心正，然后行才正，心里面没有邪念，表现的外在行为举止就会合理，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一刻都不能够离开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你离开礼，不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马上就有傲慢的行为。“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片刻也不能离开这种德音雅乐，离开这个乐，要是听一些不好的歌曲，让人产生邪思邪念的歌曲，你内心马上就会产生奸邪的欲望。
我们学习圣贤文化重在修身，修身重在修心。修心，要断掉自己的邪思邪念，让自己的心真正纯净纯善。要做到这些，音乐可以帮助我们。
经常听德音雅乐，像《跪羊图》等感恩、孝亲的歌曲，心情会很愉悦，真正能让人感受到音乐的教化作用，自己会懂得孝敬父母，会努力修德，懂得感恩一切。
古人很有智慧，他们作乐并不是让人享乐，让人放纵。而是为了教化天下，为了推动伦理道德的教化。我们看五音、五行、五常、五事是相对应的，这些都是教人回归自然之道，回归到自性上来。
古人作音乐和我们现代人出发点有所不同。现代音乐有的是发泄，有的是享乐，有的是功利，我们现在听这些流行歌曲，有不少都是让人产生不好的情绪，不好的念头，要么是愤怒，要么是悲伤，要么是情爱。而古人制礼作乐，处处是让人回归到性德上来，回归到本性本善上来。
我们看到在《汉书》里面就讲到：“宫，商，角，徵，羽也，所以作乐者，谐八音，荡涤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风易俗也。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 宫为土，为信，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则宫为君，商为臣，徵为事，羽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为事之体也。”
古人这个音乐处处是道德仁义的教化，宫、商、角、徵、羽，古人之所以作这些音乐，是为了调谐八音。八音是八种乐器，这八种乐器分别是钟镈、磬、埙、鼓鼗、琴瑟、柷敔、笙、管箫。调谐乐器的声音，来荡涤人之邪意，净化人心，转变社会风俗，让人回归到本性上来。
所以，音乐能够达到净化社会人心、和谐社会的效果。而且这个音乐和五行、五常、五事都是相通的。和五行相匹配的话，这个角就是木，在五常中是仁，在五事中是貌；商就是金，在五常中是义，在五事中是言；这个徵就是火，在五常中是礼，在五事中是视；这个羽就是水，在五常中是智，在五事中是听；这个宫就是土，在五常中是信，在五事中是思。懂得仁义礼智信，懂得貌言思视听，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头脑所想的，口中所说的，行为所做的全是正念，外表端庄，说话“非礼勿言”，看事物“非礼勿视”，听人讲话“非礼勿听”，内心里面，念头不起邪思邪念，这是五事。仁义礼智信，仁是爱人，义是循礼，智是有智慧，信是讲诚信。
音乐也是教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核心在教化。古人告诉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同样，兴办企业也是要教学为先，和谐一个家庭，也是要教学为先。所以归结到以君臣民事物来讲，这个宫就是代表君，商代表臣，角是代表民，徵代表事，羽是代表物。君臣民事物这五者要协调，一不协调这个社会就会出现乱象，君要守君道，臣要尽到臣子的职责，民要大家修德行。所以“音乐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体也”，音乐唱和都有这个象征，借用来说明君臣位事，大家各自应该做好各自的事情，各行其道，社会才能够和谐。
“鸣琴而治”的典故
有一个成语叫“鸣琴而治”，这是讲孔老夫子的学生宓子贱。宓子贱曾经在山东单父当过知县，他把单父治理得很好。后来宓子贱离开单父，继任者也是夫子的学生，叫巫马期，他也治理得很好，但是巫马期很辛苦，每天都是从早到晚，披星戴月，花了很多工夫才治理好。而宓子贱做知县的时候他很清闲，他是无为而治，巫马期觉得很奇妙，为什么宓子贱自己不用干什么活，也治理得很好，自己每天跑来跑去，搞得这么辛苦，还赶不上人家。
于是，他就去了解宓子贱到底有什么高招，后来他听人讲，宓子贱在二堂里面摆了一把古琴，二堂是知县日常的办公室，过去县官都要审案子，审案子都是在大堂。办事情，大的案件在大堂，一般日常办公就在二堂。宓子贱就在二堂里面摆了一把古琴，一有打官司，或争吵，宓子贱不跟他们谈这个事情，而是先让当事人坐下来，让大家把心平下来，给他们弹奏一曲古琴曲，这些人听完之后，马上身心清静了，也有理智了，结果很多事情就化解了。所以，最后宓子贱审案子达到“身不下堂，鸣琴而治”。来办事的人本来开始怒气冲冲，听完宓子贱弹完古琴，一曲下来，怒火就消了，矛盾冲突就化解了，宓子贱通过音乐让人回归到本性本善上来。
我们要真正明了，化解外部的冲突最重要是化解内心的冲突。宓子贱能够用音乐改变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实际上我们现代一个企业，一个学校，甚至整个社会风气，都可以通过音乐来净化，通过音乐来改善。所以夫子讲“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我们懂得用音乐的手段来教化，那一定能够达到和谐社会、移风易俗的效果。
五音、五常、五事和五行都是相通的，实际上圣人对宇宙万事万物的真相都通达明了，万事万物其实都是一体。所以，音声之道和政事也是相通的，通过音乐，就能够看到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看到一个地方的政事办得如何，进而能够看出整个社会的治乱兴衰。
音声之道，与政相通
古人有智慧，他根据这个国家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就能判定这个国家兴盛还是衰亡。
在《礼记》里面就讲到，“世乱则礼慝而乐淫”。世道越是衰败、混乱，礼乐就越会邪恶、放荡。一些放荡的音乐流行起来，违背礼法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古人对礼乐特别重视，不同的音乐会给社会带来不同的风气。尤其是这个流行歌曲，学了圣贤文化，我们知道，不是什么歌都能唱的。曾经有一位幼儿园的老师给学生听忧伤的歌曲，这些小孩没几天都变得垂头丧气，忧郁起来。可见，音乐影响人心。
《论语》里面夫子就讲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个乐非常重要。一个社会流行什么样的音乐，一个企业、一个学校每天唱什么样的歌，都很重要的。音乐一旦选得不好，就会把一个国家给唱败，把一个企业唱衰，把这个学校风气带坏。古人有一首诗叫《夜泊秦淮》，里面就讲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个《后庭花》是衰歌，这个国家就是唱着这样的亡国之音唱败的。所以，我们对音乐不能不重视。我们自己每天嘴里面哼的是什么样的调子，我们自己一定要明察，音乐可能对我们的人心，对我们的命运都会有影响。我们看西方，有很多唱摇滚乐、先锋音乐的人，还有一些另类的歌曲，这样的歌手有不少精神分裂、吸毒、自杀的。这都和唱不好的歌曲有关。一个人整天唱什么样的歌，便能够从这里看出他的性格，进而看到他的人生命运。
《礼记》上讲：“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声之道，与政通矣。”
这个声音是人从内心里面产生出来的，情动于中，表现在外，就会表现在声。我们高兴就会哼一些调子，悲伤也会叹气，这都是我们内心的表现。“声成文，谓之音”，这个声音节奏要是和谐，就称之为音乐。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太平盛世的音乐安祥愉快，大家都遵循伦理道德，追求道德仁义，大家心里安定，国家政治和谐。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乱世的音乐是哀怨愤怒的，因为政事不和谐，百姓内心有怨气，表现出愤怒来，有这样的心念，表现到音乐就是哀怨愤怒的音乐。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亡国的音乐都是凄惨悲伤的，因为百姓流离困苦。我们看到社会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就能够看出是盛世还是乱世。古圣先贤内心清静，有智慧，能够完全明了社会盛衰的规律。现在由于圣贤教育衰落很久，我们的智慧远远不及古人。
“音声之道，与政通矣”。前面我们讲到“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君臣民事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如果这五者都很和谐，君臣民大家都修德，各行其道，万事万物都会和顺，所以不会没有和谐的音乐。
如果这五音乱，君臣民事物这五者就乱了。“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宫音乱音乐旋律就会显得放纵，这个国君必然会骄。商音乱的话，旋律会显得颓废，这个社会就会官风败坏。角音乱，旋律就显得忧伤，表示人民有很多怨恨。徵音乱了，旋律就会显得哀苦，说明国家税负很重。羽音乱了，旋律就会显得忧惧，说明国家财用匮乏。这五音都乱了，国家就必然亡国。
我们学习圣贤文化，要明白圣贤教育处处都是教人遵道循理，它告诉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圣贤之道处处都是让我们回到道德仁义礼，回归到自然之道上来。
古人用音乐来教化民众，用音乐来修行道义，核心是让人断除邪念，净化内心，音乐让心地纯净纯善。内心没有邪念，外在自然就会守礼。所以核心是要把自己的邪思邪念断掉。怎么断，就是要让自己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不好的音乐不能听。现在我们无论是做领导，做家长，对这个音乐都要重视。我们要听德音雅乐，通过听音乐来陶冶我们的内心，修养我们的德行。
第十二讲  “圣贤政治”之以乐易俗（二）
从《群书治要》的乐治思想来看，音乐和国家的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音乐，对社会风气有着不同的影响。
音乐要引导人向善
我们知道古圣先贤的教诲，核心是教人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教人断恶修善，破迷开悟，最后转凡成圣，
古圣先王制乐也完全是秉承这一原则，他们明白音乐对社会人心影响很大，所以制乐非常慎重。其核心原则只有一条，希望音乐能够引导人向善，最终让人敦伦修德，达到“乐行而伦清”的效果。我们现在的音乐工作者，应该好好学习古人这些思想。创作的音乐，是不是能够引导人向善，这是核心。如果不能引导人向善让人产生邪思、邪念，这个音乐就不能作。社会乱象产生的根源，核心在于人心。人心纯净纯善，社会自然和谐。
所以，音乐核心在于让人回归到德上来，回归到善上来，并以此为根本。在《群书治要·礼记》里就讲到：“先王之制礼乐，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
古圣先王他们都是圣人、贤人，他们懂得治国理政最重要的是推行道德教化。他们制作礼乐，并不是叫人满足口腹耳目之欲，而是让人懂得伦理道德，教人平好恶，放下好恶之心，回归到“人道之正”，回归到做人的正道上来。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宣讲拾遗》，这是清朝的一本孝廉教科书。这本书是以说书人的形式在乡间通过文艺形式来推行道德教化的，都是记载伦理道德的故事。
古代很多戏剧，核心也是教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流传下来的很多经典曲目都是教人懂得伦理道德，懂得努力修德，告诉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们现在做文艺工作，做媒体工作，推行音乐教化，都要特别重视，好的音乐能把社会带到好的境界，好的方向，坏的音乐能把社会带到坏的境界，所以不能不慎重。古人做事特别慎重，就是因为知道这背后往往对社会人心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古圣先王的制乐之方
《群书治要·礼记》里讲到：“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古圣先贤制礼作乐都是德音雅乐。音乐在宗庙中响起，君臣听了就会感情融洽，互相尊敬。像有一首歌叫《三德歌》，教人在家要有孝德，在外要有信德。我们每个人听了，都懂得自己要做一个有德行的人，这样的音乐应该大力推广。治国理政，推行什么样的音乐，要有智慧。音乐一定要符合伦常道德，符合人的性德。
“在族长乡里之间，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对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影响很大。在乡间推行乡间教化，就要推行孝亲的歌曲。像《跪羊图》这首歌，讲到小羊都懂得报父母的恩，跪下来吃母亲的奶。小羊跪乳，乌鸦反哺，做人怎么能不孝敬父母呢？人要懂得孝道，没有孝道，连动物都不如。这样的歌曲一听，不孝敬父母的人就会生惭愧心。像《妻子辛苦了》《丈夫辛苦了》，还有很多这样好的歌曲，在乡间一流行，许多人知道自己做得不好，就懂得反省自己，就会努力去修德。所以我们要想把社会风气治理好，不是难事，通过引人向善的好音乐、好的文艺作品、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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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迅速把社会风气改变。
“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一个家里，真正要有好的家风，也要重视音乐。如果一个家庭，从长辈到晚辈都听那种不三不四的调子，那这个家很难兴盛了。都听孝亲尊师的歌曲，这个家一定会兴盛，听着这样的音乐，人就会懂得落实德行。如果听的都是一些郑卫之乐，让人产生邪思邪念，这个家家风一定不正。所以我们听什么样的歌曲，一定要慎重。在家里听好的歌曲，大家相处和睦，一家人和乐，家和才能万事兴。
所以“故乐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国家的风气从流行的音乐中能够看出来，德音雅乐可以融洽父子君臣的感情，让万民归附、亲顺。这是真正的治国之道，可以无为而治。
要想把社会治理好不难，提倡伦理道德，处处让人看到善，教育人向善，人的行为也就会善。如果我们眼里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不善的信息，人就会作恶。正所谓“先王立乐之方也”。古圣先王立乐的宗旨，就是让我们内心没有邪念，身心和谐。音乐能启发人的善念，让人身心和谐，家庭和谐，企业和谐，社会和谐。我们不能违背这个宗旨，一旦违背这个宗旨，社会就乱了。
亡国之音不可听
相反，乱世的君主，他们不懂得音乐也可以让国家灭亡，可以给人带来灭顶之灾。听不好的音乐可致亡国，是真的，这不是假的。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夏、商、周的末代君主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喜好亡国之音，所以国家灭亡了。我们看到在《吕氏春秋》上面就讲到：“乱世之乐，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凡古圣王之所为贵乐者，为其乐也。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磐管箫之音，以巨为美，叔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侈则侈矣，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主必伤，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也。”
这一段讲，音乐会导致国家灭亡，这个我们要重视。音乐不仅可以导致国家灭亡，也可以导致企业衰败，导致个人人生命运走向不好的一面。“乱世之乐，为木革之声”，乱世的音乐用木制革制的乐器，比如像鼓，像闷雷一样。而“为金石之声”，是用金属石料制成的乐器，像钟磐，这个声音就像炸雷一样，都很难听。“为丝竹歌舞之声”，用丝弦、竹制乐器、琴瑟，这个声音就好像歌舞之声，像现在迪厅里的音乐，就是群起喧闹，是乱世之音。所以你看在迪厅里面经常会发生各种事故。乱世之音，会给你带来灾难，你要是天天喜欢去这些地方，你身体会不好，会被搞得神魂颠倒，吃摇头丸，吸毒，那人生不就完了吗？
“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如果凭这些惊心动气、震聋发聩的声音来摇荡人的心性当然可以，但是以此为乐你不会快乐，甚至会给你带来灾难。核心原因是什么？就是乱世之音会引发人的不善之念。
“故乐愈侈，而民愈郁。”音乐越是骄纵过分，百姓就会越怨恨。“国愈乱，主愈卑”，国家会越来越混乱，君主会越来越卑微。“则亦失乐之情”，这就失去音乐的本性了。圣王作乐是要大家都有善心、善行，人人都能够落实伦理道德，以达到净化社会人心、平治天下的目的，音乐不是叫人享乐了，而是教人懂得伦理道德。对音乐不慎重，流行乱世之音，社会风气就会变坏。
“凡古圣王之所为贵乐者，为其乐也。”古圣先贤重视音乐是因为什么？音乐可以给人带来安乐。但是末代的君主，乱世昏君，如“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磐管箫之音，以巨为美。叔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这些乱世昏君，都是制作骄纵的音乐，增加这些鼓、钟磐、管箫乐器的声响，声音搞得很大，以声音宏大为美，追求诡异奇丽。现在很多所谓的先锋音乐、流行音乐，都是这样。现在很多人唱歌，唱了半天不知道他到底在唱什么，还以为这个很有个性，很另类。不懂圣王之道，因而美丑颠倒，是非颠倒，邪正颠倒。所以这是骄纵了，“侈则侈矣，失乐之情”。虽然是骄纵了，但失去了音乐的根本意义，这样的音乐会搞乱人的心智，最终让人迷惑颠倒，心智混乱。现在好多小孩，整天听这个流行音乐，听着听着便盲目追星，最后失去理智。“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主必伤。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也。”这个音乐失去音乐的本意，会让人不快乐。音乐最终不能够使人快乐，百姓必定怨恨，君主也会受到怨恨。
现在有一些音乐就是乱世之音，听着让人不但不快乐，反而会愤怒，会冲动，这是因为作乐的人不懂得音乐的意义，务求骄纵，最终导致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明白，不管自己做什么事情，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一个单位的领导，都要重视音乐的作用，自己不能够听那些乱七八糟的音乐。尤其是教育小孩，更不能让小孩听这些哀乐，这些郑卫之音会让小孩堕落，会让小孩没有上进心。同样我们做领导者，在单位让大家听什么样的音乐也要注意。在一个团队里面，首先要让大家听孝亲的歌曲，一名好的员工，首先要是一个孝子。如果他不孝敬父母，对领导很好，那是假的，他一定是图谋私人利益。我们学习圣贤文化，应用在企业里面，乐治也可以帮助我们治理好企业，所以我们要推行好的音乐。
从流行音乐看社会风俗
前面我们讲到，音乐和一个国家的政事完全相通，这在《礼记·乐记》里面讲到。同样在《吕氏春秋》这部书里也讲到：“凡音乐，通乎政，而风乎俗者也。俗定而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观其俗而知其政，观其政而知其主矣。”
古人真正有智慧，能够见微知著，“凡音乐，通乎政，风乎俗者也”，音乐都是用来使教化通行，转化民俗的。古人懂得“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民心稳定，社会安定，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音乐教化搞得好。所以“有道之世，社会安定，观其乐，而知其俗”。听这个社会流行什么音乐，就知道社会风俗。看这个社会风俗，就知道这个国家的政事情况。看政事情况就知道这个君主的情况，君主有没有德行，我们从社会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就能看得出来。真正的圣王他懂得这个道理，他知道音乐和国家兴衰、家庭兴衰、单位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
反过来，我们看无道之世，道德败坏，通过音乐和社会风俗也能知道这个社会的政事和君主的情况。
《礼记》里面就讲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郑卫之音”，这是乱世的音乐，郑国、卫国的君主都喜欢这种骄纵的音乐，国家灭亡了。乱世之乐，等同于慢音。桑间濮上是古代卫国的地方，这个地方流行的是坏音乐，古人讲亡国之音，其政令散乱，国家政事不能很好地推行，道德教化不能够推行。“其民流”，百姓流亡，生活得很苦。“诬上行私”，为官的欺骗上司，各谋私道，自私自利，无法制止，通过一个地方流行的音乐就能知道。
《群书治要》是我们认识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同时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百科全书，方方面面都讲得非常透彻。我们真正明了这个道理就会知道，不管是治国还是修身，自己所喜好的音乐都要慎重。
魏文侯和子夏的对话
《礼记》里面记载了一段魏文侯和子夏的对话。魏文侯特别善于学习，是魏国开国的君主。他曾经拜子夏为师。子夏是夫子的学生，夫子去世以后，子夏曾经到魏国，做了魏文侯的老师。中国古代历来尊师重道，君主和臣子之间，行君臣之礼，君主是坐北朝南，但是君王见老师，行宾主之礼，坐东朝西。这个礼完全不一样，因为古人重视师道。
在《礼记》里面就讲到：“魏文候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魏文侯是非常好学的一位君王，他也曾经注解过《孝经》，他问子夏，我穿着朝服听这个古乐，听着听着就担心自己睡着了，但是听郑、卫之音，就不知疲倦，我想知道为什么听古乐会睡着，听新乐，就这么兴奋。
子夏跟他讲：“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相近而不同。”现在君主你问的是乐，但是你喜好的只是音。乐和音相近，但不是一回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明白，自己喜欢的是乐还是音。
文公曰：“敢问何如？”文侯就继续问，想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自己要学习，我们对这个音乐不了解，听到的以为都是音乐，不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音乐会要了你的命。这话虽然说得很严重，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例子。西方就有一首叫做《黑色星期天》的曲子，说人听上多少遍，会让人想自杀。这首曲子，后来在全球禁止了。
子夏就讲到了：“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疫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纲纪。纲纪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
这是讲什么是乐。古圣先王教化天下，舜帝作《韶乐》，这个叫乐，那时候社会安定太平，所以作《韶乐》。这是古时候，天地四时当，风调雨顺，四季合宜，国泰民安，大家都落实伦理道德，所以五谷丰收。国家没有灾害，没有怪异的事情，国家社会安定，这叫大当。大当就是合宜，我们现在讲盛世，社会兴盛，然后圣人兴起，为父子君臣，以为纲纪。圣人重视伦理道德。伦常里面，父子、夫妇、君臣，这是三纲。确立伦常之道，然后让这个成为国家的纲纪，国家纲纪的核心是伦常，大家都各守其道，纲纪端正，这个天下就会安定。
我们要社会安定，核心是把伦理道德教育搞好，大家都各行其道。“天下大定，然后重六律”，天下大定之后来修整六律，“和五声”，调和五声，这是来作乐。古代一般都是当一个朝代建立新政权，政权稳定之后，首先是与民生息，然后制礼作乐。这里讲，用乐器来伴奏，歌唱《诗》和《颂》，这是推动道德教化。懂得用乐来移风易俗，改变社会风俗，此之为德音。这叫德音之为乐。德音，是正面、向善的音乐。这才能叫做乐，音乐最重要是净化人心，让人内心没有邪念，就像夫子讲的“思无邪”。
君好之，子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
子夏继续讲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僻骄志。四者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现在君主你喜欢的都是让你沉溺、没有节制的溺音。不好的音乐，让人沉溺其中。我们现在听流行歌曲就有感受，一首歌觉得很好听，听了一遍还想再听一遍，这个时候要懂得觉察，听这种音乐有时候会耽误事情，听着听着自己也觉得哀伤、忧郁起来，想起往事，感叹人世无常，结果心绪被搞得一团糟，这就是溺音。“郑音好滥淫志”，郑国的音乐泛滥没有节制，让人变得骄纵。“宋音燕女溺志”，宋国的音乐安享柔弱，使人心智沉溺。“卫音趋数烦志”，魏国的音乐繁杂，让人心智烦扰。“齐音敖僻骄志”，齐国的音乐让人心智骄溺。这里举了四国的音乐，这些音乐都是让人骄纵的音乐。而且这四种音乐让人“淫于色而害于德”。现在我们听的流行歌曲，很多是这种郑卫之音。听着听着就让人沉迷于情爱当中，就有害于人的品德。所以，祭祀不用这样的音乐，用这样的音乐祭祀，是对祖宗不恭敬。
现在民间办丧事，就有播放流行音乐的现象，这是音乐教化没有了。我们要想和谐社会，音乐教化的功能不可不重视。
“为人君者，慎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真正做领导的懂得谨慎好恶，国君喜欢什么，臣下就干什么，上面做什么，百姓就跟着做什么。所以君主是天下人的榜样，臣子也要为天下人做榜样，为官者也要为百姓做榜样，这个榜样做得不好，社会就乱了，百姓都跟你学。你要是喜欢这些郑卫之音，民间流行这样的音乐，社会风气就不正。这都是我们要明白的道理。
遇到灾难要停止娱乐
中国古代，在国家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时，国家要停止奏乐。在《群书治要·周礼》里面就讲到：“凡日月食，四镇五岳崩，大傀异灾，诸侯蓖，令去乐。大札，大凶，大灾，大荒，大臣死，凡国之大忧，令驰县。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国家遇到灾难，遇到大的事情，都要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前几年，汶川大地震，我们国家宣布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就有的优良传统。
在古代，凡遇日食、月食、名山五岳崩裂、天地灾异、诸侯去世，国家都要停止演奏音乐。凡是出现瘟疫、凶年、火灾、水灾、饥荒、大臣死亡，国家有重大的忧患，都要把钟謦这些悬挂的乐器放下来。建立新的诸侯国，要禁止诸侯国的淫邪之音，不能有超出悲哀、欢乐节奏的音乐、亡国之音和不恭之音。这是古人重视音乐，知道音乐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地方的民风影响太大了。
礼乐片刻不能去身
在《礼记·乐记》里面讲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致礼以治躬。心中斯须不和不乐，则鄙诈之心入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则和，礼极则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不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
修身的最高境界，内心没有邪念，外表端庄，人家会对你恭敬。所以这里讲到，礼乐时时刻刻都不能离开，致力于乐，乐是什么，乐是陶冶人的心性，不能有邪念。礼是什么，礼是要求人外在的行为举止要符合礼，让人能够修正自己的行为，修正身心。如果一个人心中片刻有了不和顺、不喜乐的情绪，这个鄙诈之心，贪念之心马上就会生起。外貌上你有一点不恭敬，不庄重，这个怠慢念头就会乘虚而入。你把自己的外表打扮地很漂亮、很妖艳，这是什么，教会别人来侵犯你。所以现在女子穿衣服要慎重，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就等于发出什么样的信号。
“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音乐能够调节人的内心，使人的内心没有邪念。礼是动于外，让人的行为举止能够恭敬，不会做出非礼的行为。所以至美至善的音乐，能够让人内心和畅。礼，让人举止行为符合礼，都是善行，这会让人内心和外表都恭顺。所以内心和畅，外貌恭顺。人看到他的外貌神情，就不会和他生起抗争之心。看到他的风度，就不会有轻视、侮慢他的行为。
我们学习圣贤文化，自己学得怎么样，也体现在我们的相貌、外表上。确实，学习上几年，甚至几个月，相貌就会发生变化。真正有德行的人，那个磁场特别好，相貌庄严。如果一个人内心有邪念，会体现在他外在的面貌上来。
为什么会受到人的侮辱？孟子讲：“人必自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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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人辱之”。自己内心有邪念，自然就会感召这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古圣先王用礼和乐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身心和谐。内心纯净纯善，外在行为符合礼，引导人回归做人的正道。这是古圣先王真正懂得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我们学习这部《群书治要》，感受到古圣先王治理天下，核心就是道德仁义。这是古圣先王治国的根本，是自性的流露，是天地宇宙自然的规律，是亘古不变的治国常道。一个社会要是没有礼，没有乐，没有道德仁义，则礼崩乐坏，一旦礼崩乐坏，社会民风就会浅薄，人的私欲横行，就会出现种种乱象。
德仁义礼，不可亡失
在《群书治要·文子》里面就讲到：“文子问德仁义礼，老子曰：德者民之所贵也，仁者人之所怀也，义者民之所畏也，礼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圣人之所以御万物也。君子无德即下怨，无仁即下争，无义即下暴。无礼即下乱。四经不立，谓之无道。无道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德仁义礼，德是百姓崇尚，百姓向往的。仁，仁者爱人，百姓向往，心里怀着。义，是百姓所敬畏的，一个人很讲道义，大家都很佩服。礼是百姓戒慎的。中国古人，有时候面对死亡都不怕，怕的是自己的名节损失。像周朝末年，周天子的势力远远不如诸侯，但这些诸侯还要对周天子行礼，核心是君臣之礼还在。所以只要还有礼在，人就会要求自己的行为不能够违背礼。所以德、仁、义、礼，是圣人来驾驭万事万物，治理天下的准则。如果君主没有德，下臣就会怨恨。有民怨，就是在上位的领导者没有德行，不能推行道德仁义的教化。如果君主没有仁，领导者没有仁，下臣就会对百姓没有仁爱之心，大家会互相争夺。没有义，下臣就会有异心。君臣之义是君仁臣忠，君没有仁慈，不行君道，百姓就会有异心。没有礼，下臣就会动乱。礼是最后一层，礼都没有了，社会就会动乱。德、仁、义、礼，这是治国四个根本原则，这四点都没有了，就是无道，无道而国家不灭亡，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道德仁义礼，道，我们现在要恢复很难，以道治国，现在是不太可能。那是无为而治，必须有大圣人出世才能做到。我们现在复兴中华文化，核心是先把礼复兴起来。再恢复义、仁、德。这个礼不能不讲。传统文化的教育二百多年来被忽视，社会的道德伦理、社会风气确实不如以前。原因是什么？是礼没有了，所以我们复兴传统文化，先要让人懂得礼。礼的核心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真正把古圣先贤这些治国的道理落实，化解社会的冲突矛盾就不难。像魏徵在《群书治要序》里面所讲：“观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业，开荡荡之王道。”古圣先王治国理政，用这个方法，自然就可以很快把国家治理好。使得王道盛行，国家长治久安。所以道德、仁义和礼乐是不同的治国境界。而道德、仁义、礼乐要落实，归根结底都是要通过教育。
第十三讲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一）
——教学的宗旨和目标
道德仁义礼是五个不同的治国境界。用道德仁义礼来治国，怎样实现呢？就是要进行圣贤的教化。正是因为有圣人、贤人、君子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得以保存下来。而中国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文化传统，自从秦朝统一中国之后，两千多年来，中国到现在一直还是保持大一统的局面，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可见，中国古圣先贤的治国智慧，确实值得现代人学习。
“王道”与“霸道”
中国古代，尤其是三皇五帝的时候，办的是“圣贤政治”。最初的这些圣王，像尧、舜，他们做君主，完全没有私心，所以尧舜时期的禅让制度在历史上被传为千古佳话。明朝有一位学者黄宗羲，他在《原君》这篇文章里面讲到，中华民族最早的圣王尧舜是怎么样来执政的。黄宗羲讲：“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天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这是中国最早的政治雏形，那个时候的圣人完全是不为自己的私利，完全是公心，真正是为民来兴利除害。圣人治国理政，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一点自私自利。
这种心展现出来，就是我们讲的道德仁义礼。其根本就是让人节制自己的私欲，落实道德仁义礼。这种办政治的方式和西方人办政治完全不一样。
孙中山先生1924年在日本的一次演讲，演讲的题目叫《大亚洲主义》，在这次演讲中他就讲到：“就最近几百年的文化讲，欧洲的物质文明极发达，我们东洋的文明不进步。从表面的观瞻比较起来，欧洲自然好于亚洲。但是从根本上剖析，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洋枪大炮，这是一种武力的文化。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它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说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
孙中山先生早就在那个时候认识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本质区别所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的，让人怀有仁义道德，这是中国古圣先贤办政治的终极目标，就是让人人都做好人。
古圣先王是怎么样治国理政的？最重要的是通过教育。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各种灾难非常多，地震、海啸、水灾、火灾、风灾，而且现在世界上冲突也很多，国与国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冲突都特别多。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霸道文化横行，而王道文化几乎消失了，圣贤教育没有了，这是产生灾难和冲突的真正根源。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礼记》里面就讲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一个国家，治理百姓，最重要、最先要办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教育。
为什么古圣先贤把教育看得这么重要？中国有一部蒙学经典叫《三字经》，通过《三字经》前面几句我们就能明白这个道理。《三字经》上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为什么讲“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字，是讲我们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本性里面一切具足。这个善是感叹词，就像我们讲“善哉善哉”！人来到世界上，每个人的性德都是一样的圆满。“性相近”，我们看到每一个孩子都是那么的可爱，绝对不能看出哪个人以后是学者教授，哪个人以后是小偷、杀人犯。所以，人的本性本来都是美好的，但是由于人受到后天的污染，就会染上各种不良的习气，这个习气称作习性。所以说，“性相近，习相远”。就像在幼儿园，每个小孩都差不多，如果受到的教育不一样，他们的人生之路就会有天壤之别。
怎么样让本性能一直保持，就是要通过教育。“苟不教，性乃迁”，你不对他进行好好的教育，他的本性受到染着就会变成习性，变成习性就会有各种问题。所以古人讲，“养不教，父之过”，对孩子不进行教育，这是做父母的过失。治国也是一样，治理一个企业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本性本善，都有这个“本”，与生俱来的，具备一切善良和美好的本性，每个人都有。只要通过教育把迷失的本性找回来，这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好人。所以古圣先贤治国理政最重视教育，就是要通过教育把每个人的本性本善找回来。人人都回归到本性本善，人人都是好人，社会风气自然好。所以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教育。这和做家长的道理是一样的，做家长最重要的是要教育孩子，不是我们给孩子多少财富，给他多少好吃的好穿的，而是要教育孩子做一个好人。经营企业也是，要对员工进行教育，让他做一个有德行的人。而领导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也是教百姓都行善为善。所以，古人讲为君的要扮演三个角色：作之君，做他的领导；作之亲，要像父母一样照顾他，把下属、员工、百姓视为自己的儿女；作之师，就是对他进行教育，做他的老师。
忽视教育的可怕
为什么古人把教育看得这么重要？如果不重视教育，结果会怎么样呢？孔老夫子在《孔子家语》里面讲到了不重视教育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夫子讲：“夫通达之属，皆人也。以道导之，则吾畜也；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之何其无畏也。”
“通达之属，皆人也”，只要是稍微明白一点事理的百姓，都是人，用伦理教化引导他，他们就会成为一个通情达理的良民，“人之初，性本善”，你通过道德教育让他回归本善，他就会成为一个善人，一个好人。你如果不用伦理道德的教化去对他进行教育和引导，结果他会成为我们的仇敌。这样怎么能不害怕呢？这个和我们教育小孩是一样的，我们教给他这些做人的道理，告诉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他会做一个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好人。如果不教育，孩子就学坏了，现在连杀父母的现象都出现了。我们看到媒体报道，有一个在日本留学的学生，抱怨母亲不给他钱，母亲到机场去接他的时候，他朝自己的母亲连捅几刀。读了这么多书，但是没有受过伦理道德的教育，向自己的父母行凶，连自己的父母都拿刀来捅。这是为什么？没有伦理道德的教育，一旦这种伦理道德的教育没有了，人就和畜牲没有两样了。所以古人治国，历朝历代都把这个伦理道德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五伦之教的缘起
根据《群书治要·尚书》里面记载，早在尧帝的时代，尧帝就非常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尧帝让舜担任司徒，负责什么呢？就负责伦理道德的教育。教育的内容是“五典”，五典是什么呢？就是父义，做父亲的要尽到做父亲的义务；母慈，母亲要做一个慈母；兄友，兄长对弟弟要友爱；弟恭，弟弟对兄长要恭敬；子孝，做儿子的要孝顺父母亲，用这五种美德来教育民众。后来舜做了帝王，他又让契来担任司徒，也是推行伦理道德的教育。这在《孟子》上也讲到：当时人都生活在野外，后来圣人教人耕种，教人做食物，教人盖房子，人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地方。圣人就担心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如果人吃得好了，穿得好了，生活很安逸了，而不进行教育的话，就会和禽兽一样，会做出很多无礼的举动来。所以“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圣人有所担心，就让契来做司徒，教人懂得伦理道德。具体是什么内容？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五伦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你生下来，有父母，这是父子关系；有兄弟姐妹，这是兄弟关系；长大了结婚，就产生了夫妇关系，这三种人伦关系是在家里的，是天伦。到社会上也有两种关系，第一个，在单位做事，你一定会有领导，这是君臣关系，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你会有同事、有朋友，这个叫朋友关系。这个五伦关系，过去古代人有，现代人也有，中国人是这样，外国人也是这样。不仅人是这样，连动物也是这样。动物也有父母，也有兄弟，雌的和雄的也结为夫妻的，动物里面领头的是君，关系很好的，是朋友。这就是“五伦”，我们讲伦常大道，这是和谐社会的大根大本。
五伦关系至关重要，任何时候都不能废弃。《朱子治家格言》上就讲到：“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如果五伦关系乱套了，父子之间没有亲爱了，君臣之间不讲道义了，夫妇之间也没有夫妻的道义了，兄弟之间没有长幼秩序，朋友之间不讲信用，这个社会就会大乱。所以古人治国，历朝历代都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从尧舜一直传到清朝都是如此。这个教育不能没有，否则，人生活就很痛苦，没有快乐可言，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领导不像领导。所以，古人治国理政把教育视为最重要、最首要的一件事。
古人告诉我们，如果对百姓不进行教化，而用严苛的法令来治理的话，这等于是危害百姓。就像我们不教育自己的孩子，看到孩子犯了错就进行体罚，这不就是虐待孩子吗？因此，孔老夫子在谈到如何执政的时候反复强调，首先就是要把教育办好。
孔夫子是如何审理案件的
孔老夫子在鲁国曾经担任过大司寇，专门负责审理案件，当时就遇到一件案子，有一家父子俩人互相控告。本来，人伦应该是父子有亲，这对父子之间没有父慈子孝，父子俩打起了官司。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呢？夫子就把这两个人关到同一个牢房里面，然后夫子不问也不管，把他们关在一起，三个月对他们不理不睬。这父子俩被关了三个月之后就觉得关在这里也不是回事，做父亲的就要求撤诉，于是孔子就释放了这对父子。
当时鲁国的季孙氏主持鲁国的朝政，他听说了这件事情很不高兴。他说：“夫子你骗我了，你以前跟我讲治理国家必须要把孝道放在第一位，现在有一个这么不孝的人来起诉他的父亲，父子相控告，应该把这个人给杀掉，用这个人来教育百姓行孝不是很应该吗？可是你却把这个不孝的人给赦免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怎么能把这个不孝的人给赦免了呢？”夫子就非常感叹，叹了一口气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也”。身居上位的人不懂得教育引导百姓，却要滥杀百姓这是不符合情理，而做领导的不用孝道教化百姓，又要用孝道的规范来判决官司，这就是杀害无辜。
这个孩子没受过孝的教育，就像我们开头讲的在机场行刺母亲的学生，他有没有错？我们看到他是有错，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受过伦理道德的教育，没有人教他要孝敬父母，可见，教育太重要了。
夫子讲到：“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全军打了败仗你不能斩杀士卒，不能把士兵抓起来杀掉。司法混乱你不能实施惩罚，什么原因呢？这都是因为在上位的人没有进行教育，罪责不在百姓。所以夫子讲：“夫慢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诫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法令松懈但是诛杀很严，这叫做残害。随时征收赋税这叫横征暴敛，叫暴政。不事先进行告诫却要求人们把这个事情做好，这叫虐。如果没有这三种情况刑法就可以实施了。
夫子还讲到：“既陈道德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若是百姓正矣。”这是讲到先要宣讲道德规范，使人顺服，先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如果还不行，就要通过尚贤以劝之，让有贤德的人得到尊重、敬重，通过敬重有贤德的人来劝勉鼓励百姓。百姓会自然效法这个贤德人的德行。如果还不行，就“废不能以惮之”，对这些不讲伦理道德规范的人进行惩罚，让百姓害怕受到惩罚。如果能这样做，百姓自然就会遵纪守法了。
这里面讲到三点，第一是教育，第二是尚贤，就是树立榜样，第三才是惩罚。惩罚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让人们能够行德。所以夫子讲：“其有邪民不从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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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是以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也。”如果还有奸邪之徒顽固不化的话，就以惩罚来对待他们。民众都知道这个人犯了什么样的罪，为什么犯罪，这样就不必用威严来警告百姓，刑法都可以搁置不用了。这是夫子讲如何执政，如何治理政事。但是夫子感叹到“今世不然”，当今社会不是这样。“乱其教，烦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又从而制之焉，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世俗之陵迟久矣。虽有刑法，民能勿逾乎？”现在社会不是这样，教化混乱，不讲伦理道德教育了，刑法特别多，这样会让民众感到很迷惑。大家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所以往往容易陷入犯罪，犯罪了又要受到各种制裁，所以导致各种刑法制度、法令越来越多，犯罪的人反而屡除不尽，社会风气就会衰败。虽然有刑法，百姓能不越轨犯法吗？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伦理道德的教育没有了，所以社会大乱。
我们今天同样也是不能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在家里是这样，在企业、在社会也是这样，任何一个单位，都应该把伦理道德教育恢复起来。
教学之道，以孝为要
把伦理道德教育恢复起来，最重要的就是从孝道入手。
孝道一展开，就是我们讲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是古圣先王教育民众最核心的内容。五伦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四维是礼义廉耻，八德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人转恶为善，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君子，做圣贤，而落脚点、入手处，就在一个孝字。
《群书治要·孝经》节录内容的比例是全书里面节录最多的，而且在其他各卷里面如《礼记》《论语》，包括诸子百家里面，也都节录了相当多关于孝的内容，指出古圣先王办理政事，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教孝。治国是这样，治企、治家也都是这样，要从孝道开始。
在《孝经》里面，开篇讲到，有一天，孔老夫子在闲坐，学生曾子陪侍在他的旁边。曾子是一位大孝子，所以夫子给曾子讲了这部《孝经》。夫子讲到，古代圣明的君王，他们有至德要道，有一种非常崇高的德，至善之道。用它来教化天下，能够使天下人顺服，大家都非常和睦，上下之间没有任何怨言。你知道是什么吗？曾子听到老师一问，马上恭恭敬敬站到一边，就说我不聪敏，自己怎么能够知道。可见曾子对老师非常恭敬，接下来，孔老夫子就告诉他，这就是孝道。夫子讲：“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德行的根本，一切教化的出发点。
《孝经》上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孝道的教育是治国最重要的法宝，古圣先王都是通过教孝来治理天下的。比如舜帝，我们知道，舜帝本身就是一位孝子，尧帝一开始让他担任司徒，就是教人孝道。舜帝做了帝王，让契推行伦理道德的教育，核心还是讲孝道。中国历史上很多帝王也都非常重视孝道的教育。中国历史上有两本书是历代帝王注解最多的，一本是《道德经》，一本是《孝经》。春秋战国时期，魏文侯就做过《孝经》的注解。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唐朝的唐玄宗，清朝的顺治帝都注解过《孝经》。在明朝时期，永乐皇帝朱棣，自己还亲自编了一本书，叫做《御制孝顺事实》，里面收集了历代行孝的典范，让全天下的百姓都学习。明朝永乐年间，社会发展很繁荣，怎么样来的？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教育。
在古代历史上，很多贤明的君主，本身就是孝子。像周文王、周武王，汉朝的文帝、景帝，都是非常孝顺父母的人。《群书治要》里面就讲到周文王做世子的时候孝敬父亲的事情。
周文王做世子的时候（过去天子诸侯的嫡子叫做世子），他每天三次去探望父亲王季。每天早晨雄鸡刚刚打鸣，他就穿好衣走到父亲的寝宫外面，问那个值班的人，父亲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如果照顾父亲的人说睡得很好的话，文王就非常高兴。到了中午他又来探视一遍，问父亲怎么样，如果很好他就会高兴的回去。到了晚上他又来看一次，父亲一旦有什么不舒服，这个侍奉父亲的人把情况告诉文王，文王就会非常忧愁，走路都走得不稳。父亲一有病，文王就会非常用心地照顾，亲自给父亲送饭，在旁边观察这个饭冷热的程度，吃完饭之后要问父亲这个饭菜怎么样？味道合不合适？对父亲照顾得非常细致周到，然后才离开。
文王因为自己能够孝顺父亲，所以他的儿子武王也继承了他这样孝的风范。文王一有病，武王都不解鞋带，日夜伺候在文王旁边，文王吃一口饭，武王也吃一口，文王吃两口，武王也吃两口。这都是做儿子的能够孝敬父亲，以后自己也会有儿子孝敬自己。
所以《礼记》里面讲到：“是故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然后能使人。”你要知道怎么样做儿子，怎么样尽孝道，知道怎么样孝敬父亲，然后你才配做父亲，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来做父亲。知道怎么做臣子，怎么做好一个下属，你才能够知道怎样做好一个君主，才能够有资格去做君主，做领导。知道怎样奉侍人，你才知道怎样使用人。现在很多人都是独生子，娇生惯养，什么事情都是父母包办，这种教育对孩子的伤害非常大。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做孩子，他在家里不知道怎样做孩子，到单位就不知道怎样做下属，不知道怎么为他人着想，不知道为他人服务，这样的人能成就事业吗？ 他能够把工作做好吗？凭他的素质德行怎么可能得到提升呢？
所以，我们现在社会，这种德行的教育必须要恢复起来。无论是在家庭、在企业、在学校，德行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都是最为重要的，如果失掉这种教育就会带来很多问题。
第十四讲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二）
——教学的内容和形式
我们一切的道德、学问、能力，都要首先从孝道上落实。古人讲，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要找到好的臣子，好的员工，要从哪里找？要从孝子里面找，因为他知道怎么做儿子，到单位就知道怎么样做下属、做员工。知道怎么样侍奉自己的父母，到单位他就知道怎么样侍奉师长、侍奉领导。
务本莫贵于孝
《吕氏春秋》里讲到：“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疲北。夫执一术而百喜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唯孝乎。”
《论语》里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做事情一定致力于根本，把根本找到了，问题就解决了。统一天下，治理国家，一定要找到根本。根本是什么呢？就是要进行孝道的教育。君主自身落实孝道，孝敬父母，名声就会显扬荣耀，天下都知道君主是个大孝子，像周文王、周武王、汉文帝，这些君王都是孝子。
君主是个孝子，百姓就会受到君主的熏染，都会来学习。所以臣下就会听从君主，努力协助君主，这样天下就会安乐、太平。“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做臣子的懂得孝敬父母，在家能孝，在外对待国君才会忠诚，他懂得忠诚做官，清正廉洁，遇到危难他不会退缩，能够敢于拼死效命。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是非常有道理的。古人“举孝廉”的制度非常科学，圣贤人真正明了，孝是治天下的根本。“士民孝”，士就是读书人，民是百姓，百姓知道孝敬父母，就会努力耕耘，做好自己的事情，勤于本务，养家糊口，读书人也能够刻苦用功。让这样的人守卫作战，他会很卖命，很努力，临敌应战不会败逃，因为他们明白人要懂得忠孝。古人讲，天下第一等人是忠臣孝子。真正有智慧的、贤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只要掌握孝道这个原则，推行孝道的教育，就能够使百善皆至，百邪皆去，让天下人都顺从。“其唯孝乎”，大概唯有推行孝道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效果。所以，古人把孝道教育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
孝道教育怎么样推广呢？并不是说每天派人去家家户户讲，你要孝敬父母，古代人办教育不是这样的。古人首先是领导者自己做好榜样。《孝经》上讲“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见之也”，并不是每天要去跟人讲，只是自己做好孝道的榜样。在一个企业里面，老板自己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在一个地方，地方长官要起带头作用，他能做好就能影响周围的人，进而影响一个地区的百姓。
四种教育，协调配合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学又包括四种教育，教育的内容又围绕着三个主旨。四种教育分别是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真正把这些教育办好，天下自然太平，百姓家庭和谐，生活幸福。如果把教育疏忽了，不教人伦理道德，却教人自私自利，那社会、人民就苦了。最重要的首先是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也受整个社会的影响。如果这个社会是功利的社会，往往大部分家长都教子女功利，如果社会流行的是讲伦理道德，做父母的也会教孩子伦理道德。现在这种传统的家庭教育很少了，不少家庭对孩子的教育都是模仿外国人，家里也搞民主，搞自由。跟孩子做朋友，这五伦就没有了，父母就是父母，孩子就是孩子，怎么能颠倒过来呢？我们看这个“育”字，《说文解字》里解释是：养子使作善也。你养育孩子做一个善人，启发他的善心善行，可见家庭教育首先是要教孩子道德。
古人持家治国，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庭教育，父母两方面都要做到，一是身教，一是言教，尤其是母亲的教育和父母的身教更为重要。在中国古代，男子主外，负责家里的生计，女子居家，负责相夫教子，相夫教子里面教子更为重要。圣人是怎么样出来的？都是教出来的。孔老夫子是孔母教出来的，孟老夫子是孟母教出来的，有圣人的母亲才能培养出圣贤的孩子。现在家里教圣贤教育的很少了，教给孩子的都是什么？名和利。
除了家庭教育，第二是学校教育。学校教育的内容还是要以德行为根本，知识技能是第二位，如果一个人没有德行，拥有知识技能反而会带来相反的作用。他把知识技能放在不正当的事情上，知识技能越高，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不就越大吗？所以古代特别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群书治要·汉书》里讲到，“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古代这些圣主明君，没有不重视教育的，都把教育看成是头等大事。在国都设立大学，这是进行教育，在地方设立庠序，这是乡镇教育，教育的内容都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
接下来是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包含的面就特别广了。我们前面专门讲到乐教，其实还有各种歌舞，各种民间的文艺形式，还有各种礼，这都是社会教育。在古代，一切的文艺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就是孔老夫子讲的“思无邪”，教人不要产生邪思邪念，让社会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另外，古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起到教化作用的，就是“礼”。古代的冠礼、丧礼、祭礼，包括君臣的朝觐之礼，乡间的饮酒之礼，以及各种节日都是教育，都是教人伦理道德。还有建筑，宗族的祠堂是教人孝，孔庙是教师道，城隍庙是教人因果，还有道教的道观，佛教的寺庙，这些都是教学机构，都是教人积德，教人行善。
还有一个是宗教教育，宗教教育在《群书治要》里面没有讲到，但是我们看到《全唐文》，包括唐代的历史，看到唐太宗很多圣旨、手诏，里面就有关于宗教教育的内容。唐朝佛教盛行，玄奘大师、六祖慧能大师，都是唐朝时候人。宗教教育也是教人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儒释道三家，还有道家，道最早是道家思想，道家学派，到魏晋时代发展成了道教。所以儒家、道家、佛家称为儒释道，这三家的教育都是教人做圣人。有这样的教育推行，国家自然好治理。
伦理教育
教育民众，也分三大内容，第一是伦理教育，伦就是我们讲伦常。伦常是天然的秩序，是自然之道。人有五伦，就好像自然有春夏秋冬一样，生来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五伦关系。第一是夫妇，古人讲，“正天下，首正人伦，正人伦，首正夫妇”。夫妻都能够把夫妻道落实好，做到夫妻好和，夫义妇听，家庭就能兴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兴旺，社会就安定，国家就兴旺，天下就太平。夫妇关系最重要，因为这是社会的核心。如果核心坏了，社会风气自然就变坏。就好像我们这个人身，人身如果是这个世界的话，夫妇就是这个细胞，我们的细胞要是坏了，这个人就死路一条，所以古人讲，“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要把夫妻伦理道德教育落实起来，首先把婚姻之礼恢复起来。古人对婚礼非常重视，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婚姻是阴阳的结合，男是阳，女是阴，阴阳是构成这个世界最小的单位。这个结合得不好，家庭就会乱。家庭一乱，社会就乱。中国古圣先贤都明白这个道理，他对这些理事、性相、因果都明了。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真相，明了社会兴衰的根本，所以教我们这么做。有夫妇，然后有家庭，家里有了父子、兄弟、姐妹，然后圣人教导我们父子有亲，兄友弟恭。父子、兄弟这两伦，加上夫妇，这是家里的三伦，这是天伦。家外面是社会，社会上有君臣、有朋友，这是社会上的两伦。君臣是在单位、团体，比如在学校、企业、单位，这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都是天然的，不是古圣先贤自己想出来的。
讲到五伦就自然有十义，第一个“父子有亲、父慈子孝”，如果你是做父亲的，你的义务是什么？你要慈爱你的子女。你是做儿女的，那就是对父母要孝顺。孝顺是义务，义务是什么？本来你就应该这么做，你不这么做这是违背自然之道，违背自然之道灾祸就来了，警察不来找你，但灾祸你逃不掉。兄弟，长幼有序，对应的是什么？“兄良弟悌”，做兄长的要爱护弟弟，照顾弟弟，真正有一颗善心，做弟弟的要懂得恭敬，顺从兄长，兄弟做到友好。夫妇关系，要做到“夫义妇听”，做丈夫的要讲道义，要把丈夫的义务落实，妻子要懂得顺从，在一个家里做丈夫的就像天，做妻子的就像地。做丈夫的要撑起这一个家，做妻子的要辅助丈夫。女子要懂得卑弱，男子要阳刚，所以这是讲夫义妇听。“长惠幼顺”，这是长辈对待晚辈要布施恩惠，要照顾晚辈，尤其要教育下一代。做晚辈的懂得顺从长辈，尊重长辈，有礼貌，有恭敬心。到社会上就有“君仁臣忠”。《周易》乾卦里面讲到元亨利贞，元亨利贞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元，对于人的四德来讲，元就是仁。做领导的最重要是要有仁慈，真正爱护自己的下属，被领导的要效忠于自己的领导。
我们在家、在单位、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身份，就要努力尽什么样的义务。这就是告诉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工作、生活，要学会处事、待人、接物，这十种身份、十种义务每个人都有。你在家里是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你在社会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应该尽哪些义务？如果五伦十义不教，人不知道，在家里夫妇吵架，兄弟不和，在单位领导和下属之间也有很多矛盾。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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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贤而已”，周朝兴起就是有十位贤臣，这十位贤臣里面九位是男的，还有一位是文母。“汉之旺也，三杰而已”，汉朝能够得到天下，刘邦常讲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天下，就是用对了萧何、张良和韩信三个人。“太宗之盛也，十八学士而已。岂多乎哉？”唐太宗成就“贞观之治”，就是因为他用对了这十八位弘文馆的学士，以及其他的贤臣。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用对人。历史上每一个盛世出现，都是有一大批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出来。没有贤臣的辅佐，这个君王不可能实现盛世，同样的道理，我们想把一个企业搞好，把一个单位搞好。最重要的是什么？一定要有贤才，没有贤才很难把一个企业、把一个单位搞好。
在《群书治要》里面，讲怎么得到人才，识别人才，任用人才，去除奸佞之人的内容很多。书中节录了大量的史事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这一讲，我们一共分成七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治理国家、治理企业最重要的，就是得到人才。唐太宗读完这部《群书治要》，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他自己也讲到：“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竟进。”人用得正，用的都是有贤德的人，人人都会受到劝勉，都愿意做一个贤德的人。如果误用了道德败坏的人，就会带来一大批道德败坏的人。可见用人问题非常重要。
魏徵在病危的时候，还在关心国家，关心君主，真正做到了忠诚。他在给太宗进言的遗稿里面就讲到：“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事情都是有善有恶的，你如果能够用有德行的人，国家就能够得到长治久安，一旦任用道德败坏的恶人，国家可能就会有祸乱。所以，用人问题决定了一个国家是长治久安还是会有危机。
《群书治要·典语》里面就讲到：“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天下的治乱，国家的安危，并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只要是贤德的人做官，国家的政治政事就清明，如果是奸诈谄媚的人参与政事，灾祸叛乱就会发生。
《群书治要·毛诗》也讲到：“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周朝为什么能够兴盛，文王、武王那个时候为什么能够兴盛，就是因为能够选拔贤才。有贤才的辅佐，这是周朝兴盛的最根本原因。历史上每一个盛世的出现，比如周朝成康之治、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是因为有一大批有贤德的人出来，这个盛世才会出现。
在《汉书》里面进一步讲到：“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治理企业同样也是这个道理，真正有贤德的人来治理这个企业，企业很快会治理好。如果是德行不好的人，可能会把这个企业搞得倒闭。所以，孔老夫子也讲，为政最重要的是得到人才。人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什么事情都要由人来完成。人好，人的德行好，才能够真正把事情做好。
在《孔子家语》里面，孔老夫子就讲到：“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于得人。”这是讲到鲁哀公问夫子如何来治理政事，孔老夫子就告诉他“为政在于得人”。现在人都相信一定要有一套方法，一套制度，是不是有了一套制度国家就能得到治理了呢？夫子是圣人，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就跟我们讲到，制度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得到人才，这里讲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文武这是讲周文王、周武王，文王武王他们施政的方法都记载在竹简上面，他们为政的方法都记载在这些史书里面。“其人存，则其政举”，文王武王在位的时候，他们那种治国的教化就能得到施行。其人亡，则其政息，他们人不在了，虽然这些教化的方法还在、制度还在，但是并不能得到推行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种好的教化、好的制度，文王武王治理天下的这些办法，最重要的是要有文王武王这样贤德的人治理才行。所以夫子讲，“为政在于得人”。
有这样一个故事，某地的一个企业卖给另外一家外资公司，之后那个外资公司只派了一个人去管理，企业的制度什么也没改。但是这个企业的面貌很快就改变了，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管理者能够把这个制度真正用起来，落实起来，使其能够得到执行。这些制度、方法，重不重要？虽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同样的制度在一个德行不好的人这里，可能会成为他谋私利的工具。而一个有道德的人，他来做这个事情可能就会让大家都能得到益处。所以无论在什么时代，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好的制度也一定要有贤德的人来施行，这个事情才能做好。
为什么中国古人最重视的是教育？前面我们讲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因为这个人只要是好人，即使制度不好他也能把这个事情办好，也能利益大众，他一心想的是利益大众，所以他能够把事情做好。如果是人有了私心，这个制度再严密他都有对策。
中国古人用人最重要的是看这个人的德行。任何一个君主、领导者，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千方百计地去求取，去寻找贤德的人才来辅佐他治理国家。
我们知道魏徵和唐太宗的故事，魏徵以前是太子李建成的幕僚，唐太宗有博大的胸怀，能够容纳魏徵，是因为他懂得求幸贤才，能够不计前嫌。在历史上齐桓公和管仲也是这样。管仲当时也是带领军队要追杀齐桓公的，齐桓公也有这个度量，能够启用管仲来做宰相。这些君主都明白，治国理政一定要得到贤才，这是根本。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
“选任贤才，为政之本”，治理政事最根本的是用有贤德的人。我们经营企业，同样也是这个道理，最重要的是得到有贤德的人才。
在《群书治书·孙卿子》里讲到：“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足以乱矣。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逸而国治，功大而名美；急得其势，则身劳国乱，功废而名辱。”
“有乱君无乱国”，一个国家，有使这个国家混乱的君主，没有必然混乱的国家。现在的企业就是这样，可能有使企业倒闭的企业家，但是没有必然会倒闭的企业。“有治人，无治法”，有能够治国的人，并没有永恒不变的治国的方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夏朝有穷国的君主叫做后羿，他治国的方法并不是消亡了，但是这个有穷国却不能永久存在下去。夏禹治国的这些制度并没有消失，但是夏桀却不能够让夏朝永远存在下去。“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所以治国的制度、方法不能够单独存在。有圣明的君主，治国之法才能够发挥作用，失去了有道德学问的人，没有了有德行的君主，这个制度也就随之废弃了。所以，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还是要有德行的人。这里讲到：“法者，治之端也”。政策、制度这是治国的始端，治国肯定要有这些礼仪、制度，要凭借这些来治国。而这些的根源是什么呢？“君子者，法之源也”。这些礼仪制度要由谁来制定呢？要由有贤德的人来制定。所以讲到：“有君子，则法虽行，足以遍矣。”这个法令制度即使简单一些，有德行的人也会使国家得到治理。汉朝兴起的时候，废掉了秦朝那么多的法令，结果吏治蒸蒸日上，社会清明。“无君子，则法虽具，足以乱矣”。没有有德行的人，治国的条条框框、计划、制度搞得很好，国家同样也不能得到治理。所以“故明主急得其人”，真正明了治国之道的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领导者，最重要、最迫切地是想得到什么呢？得到能够辅佐他治国的君子贤才。因为他知道得到人才自己就可以很轻松。而“暗主急得其势”，没有智慧的君主，急于得到权势。
一个领导者有没有智慧这很重要，有智慧会急于去找能够帮助自己的贤德的人才，这样就能够使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而且臣子把政事治理好了，领功的是领导者，领导者能够得到“功大而名美”。这是真正有智慧的领导。而没智慧的领导会怎么样呢？急得其势。结果是什么呢？“身劳而国乱”，自己很辛苦，国家也不能得到治理，最后事业失败，声名狼藉。所以，治理国家，最重要地是要得到人才。如果没有人才，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不可能事事让领导者自己亲自去办，就像一个公司不可能老板什么都做，一定要有贤德之人来帮助。
尚贤者，政之本也
在《群书治要·墨子》里面就讲：“故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是指尊重有贤才的人，去找到有贤德的人来辅佐治国，这是为政的根本，也是做领导的根本。
《墨子》里面还讲到：“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一个国家拥有贤德的人越多，国家治理的根基就会越坚实。所以，这些执政领导者的要务是什么呢？使贤才越来越多。唐太宗就是因为有那么多贤才，所以有“贞观之治”。一个公司也是这样，公司要想经营好，最重要的是多有一些有德行有能力的人。
人才怎么得到？《大学》里讲：“有德此有人。”得到人才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德行，领导者本身有德行，就能够感召到有德行的人。如果领导者自身德行不够，甚至是通过行贿坐上领导者位置的，那他身边的这些人也跟他是一样的。《周易》里面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你有什么样的德行，就会感召来什么样德行的人。
《新序》里面讲到：“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汤文用伊吕，成王任周、邵，刑措不用，用众贤故也。”舜为什么能够提拔这么多贤人在位呢？首先舜自己是一个非常有贤能的人。舜帝是圣人，是大孝子，他能够推举众贤，提拔很多贤明的人来治理政事，自己垂衣裳，恭己无为，天下就太平了。“汤文用伊吕”，商汤王用伊尹做宰相，文王用姜太公，太公是文王的老师，辅佐文王、武王的。他们都是因为用了贤德的人，所以国家得到大治。“成王任周、邵”，周成王用周公、邵公，这些都是圣王，圣王遇贤臣，君主臣子都是圣人贤人，结果是刑法摆在那里不用，监狱都是空的。天下太平，教化大行天下。在中国历史上，贤能的君主都是懂得尊重贤才的人。
周公尚贤
在《群书治要·说苑》里面讲到“周公尚贤”的故事：“周公摄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执贽而所师见者十人，所友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所先见者四十九人，进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万人。当此之时，诚使周公骄而且吝，则天下贤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则必，贪而尸禄者也；尸禄之臣，不能存君也。”
周公摄天子位七年，当时武王去世以后，武王的儿子成王还年幼，由周公来摄政。周公是圣人，他非常重视人才，这里讲到，周公自己带着礼物以师礼求见，把别人当成老师。周公摄政，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他能够自己带着礼物像求师一样，去见布衣之士，这是一些没有做官的有道德有学问的读书人。真正尊重这些贤人，希望这些贤人能够出来帮助自己治国。“所友见者十二人”，以朋友之礼求见的有十二人。“穷巷白屋，所先见者四十九人”，平民百姓中优先见到他的有四十九人。“进善者百人”，进善是讲他提拔了上百优秀人才。“教士者千人”，受到他教导的有上千人。“官朝者万人”，在馆驿里面接见前来朝见的有上万人。这里讲到，“当此之时，诚使周公骄而且吝，则天下贤士至者寡矣”。作为领导者，如果这个时候他去见别人，以及别人来见他，要是周公傲慢、不懂得谦虚的话，估计天下有贤能的人都不会来见他了。真正有德行的人他不会去见这样的人，如果去见呢？“苟有至者，则必，贪而尸禄者也”，如果这个领导者很傲慢，爱摆架子，有人来求见他，来见他的人肯定是想贪财，想当官，一定是当官不做事，白拿俸禄的人。现在如果这个领导者，他对人很傲慢，很多人求见他，去见他的这些人是什么呢？肯定是想做官，他们不是因为这个领导者的德行去见他，而是因为这个位置，看中的不是这个领导者本身的德行，而是领导者的位置和权势。所以“尸禄之臣，不能存君也”，这样的人他为了权利为了白拿俸禄，向上级领导行贿，拉拢关系，这样的臣子不可能保全君主。因为这种人自私自利，时时想到的是自己，而不是国家的利益。所以领导者要没有德行，他感召来的都是一些没德行的人。没德行的人很难把政事治理好。所以，做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谦虚，要懂得求取贤才。
齐宣王所好
在《说苑》里面讲了一个不爱贤才的君主——齐宣王。“齐宣王坐，淳于髡侍。王曰：‘先生论寡人何好？’”齐宣王在闲坐，臣子淳于髡在旁边侍坐，陪着宣王，齐宣王就讲：“先生你说说我有什么爱好啊？”“髡曰：‘古者所好四，王所好三焉。’”淳于髡就讲，古代圣祖明主的爱好有四种，但君王只爱其中三种。“王曰：‘可得闻乎。’”齐宣王就说，能讲来给我听听吗？“髡曰：‘古者好马，王亦好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独不好士。’”淳于髡讲，古人喜欢养马，君王你也喜欢养马，古人喜欢美味，君王也喜欢美味，古人喜好女色，君王也喜女色，古人喜欢贤士，君王你唯独不喜欢贤士。齐宣王听了之后，于是就为自己辩解。“王曰：‘国无士耳，有则寡人亦悦之矣。’”说，咱们国内没有贤士，要是有的话，我肯定也会喜欢他们的。“曰：‘古者有骅骝骐骥，今无有，王选于从，王好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嫱、西施，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色矣。’”淳于髡于是就说道，古代有骅骝骐骥，这是古代的骏马，现在没有了，君王你就从众多的马里面选最好的马，这说明你很爱好马。古代有豹子、大象胎做成的美味，现在没有了，君王你会派人到众多的大象之中选，这说明你是爱好美味的。古代有毛嫱、西施这样的美女，现在没有了，君王你也会去众多的美女中挑选，说明你也是好女色的。“王必将待尧、舜、禹、汤之士而后好之，则禹、汤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默默无以应。如果君王你一定要等到像尧、舜、禹、汤那样的贤士出来你才喜欢的话，那像尧、舜、禹、汤那样的贤士也就不喜欢君王你了。
古代真正贤德的人，不会自己出来，都是君王去请，请多次才可能出山。刘备“三顾茅庐”，姜太公钓鱼就是例子。真正有贤德的人，他不会自己去求得别人来用他，一定是君主来请，而且还要看君主有没有足够的诚心，有没有德行。齐宣王听了之后默不做声，不知道如何作答。
我们自己也反思一下，我们做企业的，现在不喜欢马了，喜欢什么呢？喜欢名车，会去车市场看了又看，比较是奔驰好还是宝马好，这说明喜欢车。现在人也喜欢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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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地上走的，人都吃。还有女色，现在人也都好女色。现在很多人唯独不喜欢贤士，没有听说去挑选有德行的人。所以，作为企业家，看完这一段也要从中反省，自己是不是也和齐宣王一样，如果像齐宣王这样，就很难把企业治理好。
真正有贤德的人，他不会把精力放在好马、好色、好味上，他就只好德。夫子讲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这样的人很少。我们自己也要反省自己喜欢什么，是不是也喜欢好马、好味、美色。这些都要放下，要好德，努力提高自己的德行。好马、好味、好色那都是贪欲，贪欲害人，会败德。
为君者，懂得任人唯贤，懂得求取贤才之后，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怎么样去获得人才。领导者如何得到贤才呢？如何辨别贤才？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有贤德的人？
第十六讲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二）
——如何求取贤才
为君者要懂得任用贤才，国家才能够得到治理。所以，如何求取贤才就非常重要了。
愉易平静以待贤
在中国历史上，圣主明君因为懂得人才的重要性，所以非常重视求取贤才。像尧、舜、禹，都非常重视人才。《吕氏春秋》里讲：“昔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通乎己之不足，则不与物争矣。愉易平静以待之，使夫自以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国之主反此，自贤而少人。少人，则说者持容而不极，听者自多而不得。”
大禹治水有功，后来接替舜做了天子，作为君王，他曾经“一沐而三捉发”，洗头发还没洗完，三次停下来，停下来去做什么呢？来了有道之士，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他停下来赶紧去见人。“一食而三起”，正在吃饭，来了人了，自己把碗筷放下去见人。现在我们很多做领导的，做企业大老板的，有人来见一定是让对方恭恭敬敬地等着。可能人家等很久，还见不到他的人影，这和大禹完全不一样了。大禹非常谦卑，“通乎己之不足”，禹是圣人，他还这么谦卑，希望见到这些有道德的人，来了解自己不知道的一些事情，自己不明白的道理，向他们学习。“通乎己之不足，则不与物争矣”，一个人能够弄懂自己不明白的道理，就不会去跟人争辩了。我们为什么争辩呢？就是因为自己不懂。“愉易平静以待之”，这是讲大禹能够和悦平静，“愉易”是讲他心里非常平静，和颜悦色。非常谦恭有礼的对待这些有才的人。“使夫自以之”，让这些有道之士都按自己的想法办事情，现代话讲就是给他足够的空间，给他足够施展才华的舞台。“因然而然之”，他们说的对就予以肯定。“使夫自言之”，能够让这些人无拘无束的发表议论，真正给这些有道之人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自己把一切人当成老师，向他们学习，弄懂自己不明白的道理，让这些贤才的能力得到发挥。
“亡国之主反此”，导致国家灭亡的君主，导致企业败灭的领导者，与此相反，他觉得自己很贤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自贤而少人”，觉得自己很有才华而轻视他人，别人都不如我，我是最厉害的。领导者一旦有这样的心态，“则说者持容而不极”，身边进谏的人都会为了保持自己的官位而讨好君主，因为你不重视别人，别人也不愿意向你进言。你有这样傲慢的心态，认为自己是最有智慧的，就算别人说了一些意见，你也听不进去，也就得不到受益。所以做领导要明白一个道理，领导在一个团队中，他是在最高处的，高高在上，但是应该把自己放低。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讲到，“上善若水”，水最低处。“道在低处”，一个领导者，一旦高傲、认为自己是最贤能的人，轻视下属，轻视臣民，你一作出举动就会带来悔恨，就会懊悔。所以，领导者位置越高就要越谦虚。这样才能够保持这个位置，不骄慢，才能够长守富贵，造福百姓。
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
《吕氏春秋》里还讲到：“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如果一个国家要灭亡，那这些有道的贤人，真正明白人就会最先离去。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道理，公司也是这样。一看这个公司很快就会不行了，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就走了，不在这里干了。他们在事情最初露出衰弱的端倪，有一点迹象的时候就走了。有道之人，看问题看得很深远。看什么？看领导者就知道，看这个领导是不是重用贤人，是不是能够谦虚听取臣下的进言，他就能知道这个单位、这个企业发展的空间有多大。如果领导者“自贤而少人”，认为自己很能干、轻视别人，这个企业肯定很快就会衰弱，真正有道的人他会最先离去。
《吕氏春秋》讲到：“天下虽有有道之士，固犹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贤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终其世。”有道德贤才的人很少，不是说有道之人到处都是。所以，这样的人方圆千里有一个就算多了。几代当中有一位圣人那就算多了，古往今来都是如此。
在中国历史上，过去之所以有盛世出现，是代代都有圣人、贤人，最起码有君子。但是现在，传统文化的教育被我们忽视了近百年的时间，所以圣贤君子少。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要兴盛必须要靠圣贤人的辅佐。“贤主知其若此也”，贤明的君主知道治理国家得到圣贤人很难，所以每天都很谨慎，对待人也特别谨慎谦虚。大禹为什么自己洗一次头发还三次停下来？生怕自己失礼。圣贤人你一旦对他没有这个恭敬的心，他就不会来辅佐你。
“贤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终其世”，贤明的君主知道这样，一直都是小心谨慎直到他一生的结束。“譬之若登山者，处已高矣，左右视，尚巍巍之焉，山在其上矣”。这是讲好像登山一样，我们已经登到高处了，但是我们左右一看，发现更高的山还在自己的头上。所以，圣人跟人相处也是这样。“贤者之所与处，有似于此”，真正有德行的人，有智慧的人，他跟人相处的情况就跟这个类似。“身已贤矣，行已高矣，左右视，尚尽贤于己也”，自己已经很贤能了，德行很高尚了，人家都还胜过自己。“故周公曰：与我齐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周公这是圣人，他还是懂得向人学习，他讲跟我相当的人我不与他相处，因为对我没有益处。他一定是向比他贤德的人学习，学习人家的优点。“以为贤者必与先于己者处”，真正有贤德的人一定会和比自己德行高尚的人相处，亲近比自己更有德行的人。
有德行的人有个特点，他不会阿谀奉承，不会谄媚奉迎，都很正直。你看历代乱世的君主，他们和什么人相处？天天和那些对自己屈膝奉迎的人相处，最后君主的道德学问一落千丈，国家就出现危险。
《周易》上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君主怎么样得到贤才？贤才都是君主自己感召来的。你有这样一颗心，你真正想为天下万民服务，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就会有这样的臣子来辅佐你。唐太宗为什么有那么多贤臣出来辅佐他，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有一颗爱百姓的心。他这一颗心就能感召到这么多贤臣，如果没有这样的心，贤臣不会出现。所以，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往往是有圣王才有圣治，没有圣王，即使有贤臣，盛世也很难出现。所以治理好国家，领导者是最重要的，企业也一样，企业一把手也是最重要的。自己要能够求贤任贤，能够求贤任贤的君主，才是真正的明君。
上主以师为佐
什么样的人是贤才？是不是一个人很能说、很会办事、就是贤才了呢？这不一定。古人最看重的还是人的德行。
在《韩诗外传》里面就讲到：“智如源泉，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智慧像源头的泉水一样，行为可以做人的表率，这种人可以做君主的老师。历史上的姜太公、伊尹，就是这样的人。
“智可以砥砺，行可以为辅檠者，人友也。”智慧可以磨砺人，可以激励君主，辅佐君主，行为可以帮助人，这样的人可以作为我们的朋友。
“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能够恪守法规，恪守职责，依法行事，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为官，或者做一个部门的领导。
“当前快意，一呼再若者，人隶也。”在人面前他特别善于判别人的意图，懂得别人一呼他能够三应，这种人适合做什么人呢？做人的奴仆，仆役。
“上主以师为佐”，真正有智慧的君主、有智慧的领导人他会让什么样的人来辅佐自己呢？德行比自己高，智慧比自己高，道德学问都一流的人，让这样的人来辅佐自己，这个天下就能够治理好。“中主以友为佐”，中等君主用自己的朋友，道德学问跟自己差不多，用这样的人来辅佐自己。“下主以吏为佐”，下等的君主用一般的官吏来辅佐自己。“危亡之主以隶为佐”，导致国家危亡的君主他用什么人？用奴仆来辅佐自己，这个国家就会灭亡。所以这里讲到：“欲观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非贤者莫能用贤，故辅佐左右所任使，有存亡之机，得失之要也，可无慎乎！”
我们看一个企业会不会破产，一定要看什么呢？看他的下属，看他用的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他下面都是唯唯诺诺的人，这个企业肯定不能长久。如果用的是有德行的人，有这样的人给他出谋划策，这个企业肯定能够长久。因为什么呢？这里讲到，“同明者相见”，他们会互相发现，都有同等的智慧。领导能够用有德行有道德学问的人，这个领导者自己肯定有道德有学问。“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这都是讲这个君主，如果用的是有道德学问的人，那这个君主本身是努力追求道德的。如果是用那些只是听自己话的人，这个君主的道德学问水准就不会高，本身就没有智慧。所以这里讲到，“非贤者莫能用贤”，如果不是贤能的君主肯定不能用贤能的臣子。
乱世的君主，在《群书治要》里面讲了很多。像汉朝后期，还有很多贤能的人，这些贤臣都没有得到任用，反而被诛杀。朝廷用的都是阿谀奉承的奸佞之臣。所以这里讲到：“故辅佐左右所任使，有存亡之机。”君主任用左右的辅佐大臣，其中就蕴藏着国家存亡的先兆，政治得失的苗头。企业老板，你用什么样的人，这里面就决定公司存亡，决定公司能不能长久发展，所以用人一定要慎重。
在《群书治要·傅子》里面讲到：“贤者，圣人所与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举贤为急。举贤之本，莫大乎正身而壹其听。身不正、听不壹，则贤者不至，虽至，不为之用矣。古之明君，简天下之良财，举天下之贤人，岂家至而户阅之乎？开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执大象而致之，亦云诚而已矣。”
这是讲为君者必须要得到贤才，才能把政事办理好，才能够很好地治理天下。怎么样才能够选拔到贤人？“傅子”讲到，贤人是能够和天子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所以古圣先王把选拔贤人视为最迫切的事。选拔贤能的根本又是什么呢？“莫大乎正身而壹其听”，最重要的是端正自身，把自己的身修好，领导者自己身修好了才能够感召有贤德的人来归附自己。
“壹其听”，专一自己的视听。领导者身不正、听不专，贤才就选拔不上来，即使选拔上来也不会被重用。“古之明君，简天下之良财，举天下之贤人，岂家至而户阅之乎？”古代那些英明的国君，他们要得到天下的人才，难道会一家一户去查问吗？问问你们家有没有贤人，这肯定不可能。得到贤才最重要的是什么？这里讲到，“开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执大象而致之，亦云诚而已矣。”就是要开启公正之门，秉持公平之心，把握根本原则，不能够任人唯亲。比如说用人，第一用自己的亲信，用自己的家属，你这样肯定就很难选出贤才。领导者的心就不正，他想什么？想到自私自利，他就有了分别。所以，这里讲到，最重要的是要有诚心，什么是诚？清朝曾国藩先生就讲到，“一念不生谓之诚”，你这个心诚到极点，古人讲“至诚感通”。在历史上，商王武丁得到傅说，他是怎么得到这个人的呢？在梦里面梦到的，然后让人去找这个人，那是他求贤的心诚到了极点。历史上刘备“三顾茅庐”，也是用诚心感动了诸葛亮。所以，为君者要得到贤才，最重要是自己发出诚心。诚心是什么？比如说治理企业，你真正为企业每一个员工着想，治理一个地方，为一个地方的百姓着想，渴望真正得到贤人来把这个政事办理好。希望和贤人一起为社会服务。君主有这样的诚心，就能够感召到这样的人。《大学》上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领导者自己这个诚心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办企业，真正是为社会服务，领导者不为自己的私利，你这个心一发，能够和天地感通，就能够求得贤才。如果你是为自己的私利，你要求得贤才，就很难。
我们看一个君主，看一个领导者，看他用的是什么样的人，就知道他是兴盛还是败亡。所以，中国古人把推举贤人视为治国最重要的国策，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贤人在朝，政事必然能够办理好。所以在古代，不仅君主求贤，而且把推举贤才作为一种制度，专门有人去负责推举贤才。在《周书》里面就讲到天官冢宰，这个官职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进贤。汉朝时期，朝廷要求地方官员都有任务要推举孝廉和茂才。孝廉是指孝顺父母、廉洁的人，茂才就是秀才，也是德行非常好的人。所以真正的明君，懂得进贤，能够求取贤才，任用贤才。
贤能举贤，进贤为贤
作为臣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下面讲的第四点，“臣能举贤，是为贤臣”。
治理一个国家，治理一个企业，需要君臣上下共同努力。为君者要以求贤为本，同样，做臣子的也要以能够向君主推举贤良为重要的职责。如果不能够推举贤良，就说不上是完全合格的臣子。像尧、舜、禹，舜帝就向尧帝推荐了很多人才。舜帝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因为非常“孝”，由尧帝的臣子推举出来的。所以做臣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够为领导者推举贤才。
《贞观政要》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唐太宗有一个丞相叫做封德彝。唐太宗曾经问封德彝：“政治之本，唯在得到人才，近来朕命卿举拔贤才，却不见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挣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寄望予谁？”唐太宗讲，治理国家最重要是要得到人才，近来我寄望你能够举拔贤才，而没看到你选拔人才，天下的事情很多，我希望你能够给朕分忧解难，如果你不推举贤人，那我寄望予谁呢？谁能给我推举贤人呢？封德彝就说，臣愚昧，岂敢不尽情尽力，只是至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封德彝不是不尽力，只是没见到有奇才异能的人，没见到人才。唐太宗就批评他了，说前代明哲君王，用人各取所长，而且都是在当时求取，不是借用不同时代的人才，哪里能等到贤才才来治理政事呢？而且哪个时代没有贤能，只怕被遗漏了而不知道。怎么这么大一个国家会没有贤才呢？是你没有真心想向君主推举贤才。唐太宗说了这几句话，让封德彝感到非常惭愧。
一个臣子能不能举荐贤才，从这里就能看出他究竟是不是一个合格的臣子。真正合格的臣子，他就会替主分忧，把优秀的人推荐上去。
在《孔子家语》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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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一段子贡和夫子的对话：
“子贡问孔子曰：今之人臣，孰为贤乎？子曰：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则贤者矣。子贡曰：齐无管仲、郑无子产乎？子曰：赐，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闻用力为贤乎？进贤为贤乎？子贡曰：进贤，贤哉！子曰：然，吾闻鲍叔达管仲，子皮达子产，未闻二子之达贤己之才者也。”
这是讲什么样的人是贤才，夫子讲，能够推荐贤才的人是贤才。子贡问夫子，当今这些国家，这么多臣子，哪个臣子更贤明呢？夫子就讲齐国的鲍叔牙和郑国的子皮，他们两个是贤德的人。子贡讲，难道齐国没有管仲，郑国没有子产吗？管仲是齐国的丞相，帮助齐桓公称霸于诸侯，郑国子产也是非常贤能的宰相。那他们两个人难道不贤能吗？子贡就感到疑惑，怎么会是鲍叔牙和子皮呢？夫子就讲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是用力的人贤明，还是推荐贤才的人更贤明呢？能够推荐贤才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孔子讲，“吾闻鲍叔达管仲，子皮达子产”，鲍叔牙他本身有学问，有才华，但是他为了国家为齐桓公推荐管仲，让他来当宰相，国家治理得更好。真正有贤德的人第一不嫉妒，第二不贪名位，他能够让贤。子皮也是郑国一位非常有贤德的臣子，他就讲，自己发现子产很适合执政，就让子产出任宰相。而管仲去世以后齐国基本就衰落了，而子产也没有推荐比自己贤能的人才，所以夫子讲真正的贤才是鲍叔牙和子皮。没有鲍叔牙和子皮就没有管仲和子产。能够推荐贤才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做臣子最重要的是：第一，自己要把本职工作做好，第二，推荐更有能力的人。不要担心推荐更有能力的人，自己没有舞台了，这是什么？这是自私自利。做臣子，最重要是有一份公心，时时刻刻能为一个团队、一个企业着想。能够推荐贤才，这才是真正的贤才。
樊姬兴楚的故事
《韩诗外传》里节录了樊姬的故事，楚庄王有一天结束朝政特别晚，他的妃子樊姬，就走下堂来迎接，樊姬问楚庄王，这个朝会为什么结束这么晚？庄王就讲，今天我在朝廷上倾听这些贤臣的议论，非常投入，把饥饿疲倦都忘了，所以回来晚了。樊姬就问君王忠贤的人是其他诸侯的门客，还是国内有德的人。庄王讲是沈令尹，一听是沈令尹，樊姬就掩口而笑。楚庄王不解，问樊姬你笑什么呢？樊姬就讲，我侍奉君王已经十一年了，时常派人去外地寻找美人奉献给圣上。现在这些美人跟我一样的有十人，超过我的有两个人，难道我不想独占君王的宠爱吗？但是我不敢以自己的私念去遮挡众多的美女。现在沈令尹做楚国的丞相已经好几年了，但是一直没见他推举过贤明的人，罢免过不贤明的人，这样的人哪里是忠贤的人呢？
樊姬这里给我们点出什么样的人是忠贤的人。我们做领导者的要有智慧，不是说那些天天跟着你，唯命是从的人，就是贤人。楚庄王听了樊姬的话很受教诲，后来就把樊姬的话告诉沈令尹，沈令尹也是有智慧的人，听后马上明白了，他向楚庄王推荐了孙叔敖，孙叔敖后来把楚国治理得很好，让楚国成为诸侯国的霸主。楚国出现孙叔敖最大的功劳是谁？就是樊姬，樊姬能够通过和楚庄王的一次谈话，一次进谏，让楚庄王明白为君者如何认识什么样的臣子才是贤能的人。
为君者认识臣子，对臣子最重要的是看他能不能推荐贤人，能够推荐贤人的人，第一他没有私心，第二他真正能够替君主着想，所以这样的人才难得，而且这样的贤臣，不会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很重。只有贤者才能推荐贤者，如果担心推荐人自己可能失势，这种人就难以担当大任。为什么？因为他自私自利的心非常重，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他就不会为国家为君主付出。所以，做领导要有这个智慧，而且领导者自己要能够求贤，并且要鼓励臣子来给自己推荐人才，这样才能做好领导。
第十七讲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三）
——如何识别贤才
为君者求贤、臣子举贤，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能够识别贤才。如果不能够识别贤才，一旦选用的是庸才，那就于事无补，甚至会起到反面的作用。所以，无论是为君为臣，都要懂得识别贤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懂得什么样的人是贤人，什么样的人是庸人，懂得识人。
识人必先正己
老子讲，“知人者智”，能够知人就是有智慧。怎么样能够知人呢？老子也讲到，“自知者明”，你能够明了自己，你才有智慧去知道别人。一个人能不能够甄别人才，最重要的是首先能不能认识自己，如果连自己都认识不清楚，那怎么可能去认识他人呢？
我们要认识人才，首先要端正自己。学会看人首先是看自己。我们想要有贤德的人才来辅佐，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有贤德的人。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德行，就很难感召来有贤德的人，即使有贤德的人来了，可能也不会长久。所以古人讲，必定有圣主出世才会有盛世。领导者最重要是要修习德行，自己有了德行，有了智慧，然后才能识别人才。
真正有德行的人才懂得怎么样识别人才。
不知其人视其友
《吕氏春秋》里面讲了一个故事：楚国有个人善于看相，他见一个人就能够知道这个人的德行怎么样，做事怎么样，所以他的名气很大。楚庄王就专门召见他，问他是不是善于相人、识别人？他就回答说，我不知道怎样识别一个人是贤德还是平庸，但是我懂得观察他的朋友。他讲到，我观察普通老百姓，先看他的朋友怎么样，如果他的朋友都是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敦厚谨慎、敬畏政令的人，他的家庭一定会日益兴旺。他的朋友是这样的人，说明这个人一定是个有德行的人，就是所谓的吉人，这样的人人生命运一定很吉祥。
他再观察侍奉君主的臣子，如果这个人的朋友多是诚实守信，德行高尚，喜好为善的人，那这个人侍奉君主，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官职也会越来越高，这种人就是吉臣。
然后讲到观察君主，如果这个君主的大臣都很贤能，侍从都很忠诚，君主有了过失，大臣、属下都能够据理力争，直言进谏，像这样的君主，国家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安定，君主会一天比一天尊贵，天下人会越来越敬服这个君主，这个君主就是吉主。
他向楚庄王讲，我并不是能给人看相，能识别人，而是能观察人的朋友。楚庄王受到他这一席话的启发，就大力招纳贤士，最后称霸天下。
古人讲：“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弟视其兄；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道儿子怎么样，看看这个人的父亲怎么样，如果父亲德行很好，这个儿子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很差。如果不知道这个人，可以看他的兄长，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样，看他有什么样的朋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身边有什么样的人，往往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古人很有智慧，不了解这个人，看他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不了解这个臣子，不了解这个君主，看他的下属是什么样的人。不了解这个企业的老总，可以看他用的这些员工是什么样的，就可以知道这个企业家的个性，他的德行怎么样。
以九德选贤
古人强调看人最重要是看德行，推举人才首先重视的是德行。真正的贤人必须是德才兼备的人，而德是第一位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就讲到，智伯这个人很有智慧，但是没有德行，结果自取灭亡。
一个人怎么样叫做有德，怎么样叫做没有德？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贤能的人？ 在《尚书》里面就讲到，要以九德选贤。这九种德行分别是：
第一是“宽而栗”。宽这是讲性格，个性宽厚，也就是胸怀广阔，有大的肚量，能够包容万物，胸怀天下。栗是讲肃静庄严，能够让人生起恭敬心，而不是很随便。
第二是“柔而立”。柔是讲和柔，立是能立事，这是讲性格非常和缓，而能够成就大事。古人讲，有才而性缓者定属大才，有才华，但是性格非常平易近人，待人非常温和，这是真正有德行的人。
第三点“愿而恭”。愿是讲诚实善良，有爱心；恭是讲谨慎恭敬，能够恭敬一切。就是《曲礼》上讲的：“曲礼曰，毋不敬”。他能够对一切事物生起恭敬心。这样的人能够恭敬一切，这种人德行就非常高。我们现在就不行，我们见到老师，可能很恭敬，见到父母、长辈可能很恭敬，但是在生活中却不能时时恭敬，不是对每个人都能够生起同样的恭敬心。
第四点“乱而敬”。这个乱是讲“治”的意思，乱而敬是讲他很有才能，有治国理政的才能。按现在讲，在企业就是有经营才能，有管理才能。敬是谨敬，时时刻刻恭恭敬敬，没有一点骄慢之心，就像《周易》里面讲的“朝乾夕惕”，从朝至暮，一直都非常小心谨慎。
第五点“扰而毅”。这个扰是讲和顺，内心非常和顺，但做起事来又非常的坚定和刚毅，能够勇于面对困难，也不为权势所迫，像古代很多忠臣，敢于直言进谏，很多文臣，看上去很柔弱，并不像武将一样很有威风，反而这些文人他们真正敢于直言进谏，冒死上谏，这是真正有德行的臣子。
第六点“直而温”。自己为人很正直，但是对人特别温和，不会有傲慢之心，即使在领导的位置，也是把自己身段放得很低，做人很正派，对人非常温和。
第七点“简而廉”。简而廉是讲性情很洒脱，性格豪爽，但是又品行端正。
第八点“刚而塞”。刚是讲性格刚毅，做事情很果断。但他又不会刚愎自用，而是实事求是。
第九点“强而义”。强这是讲做事情能够坚强不屈，能够持之以恒，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他。义是讲做事符合道义，义者循理，做事都符合规律，符合道理。
能够有这九种德行，是真正的大德。圣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肯定能做好，我们常人一般性格总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有各种各样的习气毛病，所以真正治国的人、担当大任的人必须有这九种德行。
所以《尚书》上讲：“彰厥有常，吉哉。”彰是讲表彰，彰显，让大家都明白的意思，吉是善，是很好的意思，让人知道这九种德行的标准，并且用这九种德行的标准来选拔人才，这个国家政治就清明了。努力做一个有九种德行的人非常不容易，需要我们很好的去修身，九德从哪里做起？还是孔老夫子讲的：“夫孝，德之本也”，最主要的是从孝心做起。你真正把孝道落实，落到极致，就像孔老夫子讲的：“身无择行，口无择言”，你自然而然就具备这九德了，你真正有智慧了，一举一动都符合天地之道。
选人的六条规则
除了这九德，在《群书治要·六韬》里面，姜太公也提了六条标准，讲到人君选人有六条原则。在《六韬》里面，文王问太公：“君国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治理国家和人民的君主，为什么会失掉他的国家？企业领导者为什么会把企业带向破产，走向末路，这是什么原因呢？太公曰，“不慎所与也。”没有谨慎选择和他一起共同治理国家、治理企业的人。“人君有六守”，做领导的也要守住这六条用人的原则。
“六守者，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仁义忠信勇谋这六者，能够符合这六条的才是真正贤德的人。“仁”是什么？仁者爱人，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真正能为天下百姓着想。“义”是讲道义，做事符合常理常规，符合道理。“忠”这是讲对君主忠诚，不会背叛君主。“信”这是讲言而有信，能说到做到。“勇”是身处危境而不惧，能有勇气面对一切困难。“谋”是讲有智慧，遇到事情能机智的处理。这是讲要符合六条原则，才是真正能和领导者共同来治理政事的人。
怎么样选择，怎么样观察，一个人是否具备“仁义忠信勇谋”呢？姜太公也讲到如何识人，这里面不仅是教我们如何去识别人，更重要的是对照自己，有没有“仁义忠信勇谋”的品质。只有自己是这样的人，你才能识别人，如果自己不是这样的人，识别他人也很难。
所以，接下来就讲到：“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专，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
怎么样来观察呢？姜太公讲要使其富足，给他很多钱，让他有很多财富，看他是不是拿了这些钱去花天酒地，会不会拿这些钱用到不正当的地方去触犯礼法。“贵之观其无骄”，给他高贵的地位，看他会不会自高自大，现在人一有地位，当了领导，马上傲慢心就起来了，自高自大。“付之而观其无专”，给他职权，让他掌握一定权力，看他是不是独断专行。“使之而观其无隐”，让他出去办事情，看他会不会隐瞒情况。“危之而观其无恐”，让他处于危难的境地，观察他能不能临危不惧，是胆小怕事，还是能够迎难而上。“事之而观其无穷”，让他处理突发事件，突然出来一个事情，你派他去办，看看他是不是会一下子拿不出计谋，困窘计穷，不知道怎么办。
这六点不光是我们去看别人，首先是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了钱会不会拿钱去寻欢作乐，做违背礼法的事情；自己处在高贵的地位，会不会有骄慢的心理；自己有了职权会不会独断专行，自己出去办事情会不会向领导隐瞒实情；自己处在危难的境地，能不能够临危不惧；处理突发事件，有没有这个智慧。这都先要考验我们自己。
太公继续讲到：“富之而不犯者仁也”，富裕了，拿着钱他能够不触犯礼法，这是仁。尊贵，处在高贵的地位不自高自大，没有骄慢心，这是有义。给他职权而不独断专行，这叫忠。出使，让他出去办事情，不隐瞒状况，什么事情都一五一十的汇报，这叫信。身处危境，在很危险的境地也没有丝毫的惧怕，这是勇。处理突发事件很有智慧，能够化解这些突然发生的事情，这叫有智谋，尤其是当领导者，能不能处理突发事件，这就体现一个领导者的水平。我们也要对照自己，自己哪一方面不足，要提高自己的德行，提高德行没有别的，从修身开始，从落实孝道，从能够替他人着想开始。否则，我们的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一定是从德行里面来。如果不是从德行里面来，这个智慧不是真实的智慧，这叫世智辩聪，不是圣人所讲的真实智慧。
观其行，察其德
在《周书》里面也有一段专门讲如何识人的问题，和太公讲的六守有一定类似，只是讲得更加细致，《周书》里讲：“富贵者，观其有礼施。”富贵的人，看他能不能有礼，好施，富而能够守礼，能够布施，才能常守富贵，如果有了钱就得意忘形，铺张浪费，做事不符合礼法，其富贵一定不长久。古人讲“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一旦奢侈越礼，不懂得布施，这个富贵就不能长久。“贫穷者，观其有德守。”一个人经济状况不是很好，财富不多，要看什么呀？看他有没有德行，有德守是什么样呢？古人讲贫以无求为德，不阿谀奉承别人，就像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堪其乐”，真正能做到夫子讲得贫而乐，这是真正有德行。“嬖宠者，观其不骄奢。”受到宠幸的，得到领导的宠爱的，看他会不会骄慢、骄奢，很多人一旦自己有了一点地位，就不得了了，自高自大起来，傲慢心一起来，往往下一步他就会栽跟头。“隐约者，观其不慑惧。”隐约者，这是讲处于忧愁困苦当中的人，人生遇到一些打击或者处在困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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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他是不是胆小怕事，胆小怕事的人成不了大气候。“其少者，双其恭敬好学而能弟。”其少者，这是讲年轻人，观其恭敬好学而能弟，这个弟通悌，我自己也是年轻人，自己有没有恭敬、好学的态度，实在讲过去真没有。年纪轻轻出来在社会上，没学过孝养父母，侍奉师长，怎么样对长辈有礼，这都没学过，所以我们年轻人要努力学习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把恭敬心和好学心培养起来。弟这是讲友好之心，能不能友爱兄弟，进而友爱一切人。
“其壮者，观其洁廉务行而胜其私。”壮是中年人，中年人往往人生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或者是担任一定的职位了，要看他是不是有廉洁的操守，比如说他担任领导，在领导的位置，掌握一定的权力，看他能不能够廉洁，而且能不能够胜其私，克制自己的私欲。“其老者，观其思慎、强其所不足而不逾”，老年人要看他思维是不是很谨慎，强其所不足，这是让他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是不是不逾越规矩。所以老年人真正看他有没有智慧，看他做事情谨不谨慎，年轻人做事冒失一点还情有可原，但是老年人如果做事还是马虎、放松、不细致，那不是真正有德行。“父子之间，观其慈孝。”父子之间，看做父亲的是不是慈爱自己的子女，做儿子的是不是孝敬父母，如果父亲对自己的子女都不慈爱，那他对其他人肯定不会有爱心，做儿子的对父亲都没有孝心，那他对其他人的一切恭敬都是假的。“兄弟之间，观其和友”，兄弟之间相处，看他们是不是和睦友爱，兄弟关系不能处理好，那你在公司里面怎么和同事处理好关系。“君臣之间，观其忠惠”，君臣之间我们讲君仁臣忠，做臣子的是不是忠于君主、领导，做领导的是不是仁爱下属。“乡党之间，观其信诚”，邻里乡党之间相处，看他是不是诚实守信，这都是教我们如何识别人，其实也是认识自己。看看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做到了父慈子孝，做到了兄友弟悌，做到了君仁臣忠，做到了朋友有信。这是古人教我们落实五伦关系，看别人也是看五伦关系的落实，我们真正明了了，大道都是一样的。
“设之以谋，以观其智”，要看他智慧怎么样，就让他筹划一件事情，筹划一种计谋。“示之以难，以观其勇”，告诉他某种困难，看他能不能敢于去做，考察他是不是勇敢。“烦之以事，以观其治”，烦劳他做一件事情，甚至这个事情头绪很乱，让他来办，从中看出他的管理能力怎么样。“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给他财富，或者某种利益，在利益面前看他能不能守住廉洁，没有贪婪之心。这都是考验，所以我们以后人生中遇到利益诱惑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这是别人对我们的考验，看看我们能不能经受住这个考验，经受不住这个考验往往就会有不好的结果，就会失信于人。“滥之以乐，以观其不荒”，这是让他过度地听音乐，看他会不会放纵糜烂，荒废政事。现在很多年轻人沉迷在音乐和电视剧中，把自己的学业、事业都荒废了，这个问题很严重。“喜之，以观其心”，让他快乐，看他会不会轻佻。“怒之，以观其重”，激他发怒，一个人发怒的时候就原形毕露了，这个时候看他是不是稳重。“醉之，以观其失”，常人讲酒后吐真言，酒后看他会不会失态，酒后能够做到不失态，那是稳重的人。“纵之，以观其常”，纵容他，看他会不会做事情还是照样坚持原则，遵从做事的常道。“远之，以观其不贰”，疏远他，看他是不是还照样忠心不变。“昵之，以观其不狎”，亲近他，看他会不会轻薄。“复征其言，以观其精”，繁复地征求他的谏言，看他是不是懂得处事，能够变通。“曲省其行，以观其备”，曲省这是讲隐秘的考察他的行为，看他是不是品行完备。“此之谓观诚。”这叫做考察真实情况。
这里面讲得非常细致，从德行、五伦关系，到生活中各个方面。这里面不光是教我们去观别人，首先是教我们看自己。古圣先贤的才能、德行、道德学问，我们自己差的太远了，看了汗颜。这些考验让我去面对，过得了几关？实在讲，过不了几关。古代的贤臣，都经得起这些考验，像文天祥，元朝引之以利，诱之以色，各种诱惑，各种折磨，他都能扛得住，都能经得起这种种考验，这才是读圣贤书的人。
过去儒家培养的士人，很多都能够经得起这些考验，所以读圣贤书重在落实。我们自己一看到这一段很汗颜。所以我们不是说先拿这一段去对照别人，而是首先看看我们自己落实了没有，反复问问自己有没有智慧谋划一个事情，遇到困难有没有勇气，面对千头万绪的事情，自己有没有治理的能力，利益当前，会不会受到诱惑，别人把我们激怒了，我们还能不能保持稳重，喝酒喝醉了会不会失态。这里面种种，我们能不能做到，如果自己不能做到，那就不是真正有德行学问。道德学问不是考你能背几句书，这是生活给我们真正的考试题，这个考试题你能过，那你就真正有道德学问。如果这个考试过不了，那说明我们的道德学问基本上都是虚假的，就是听了一些讲座而已，背了几句经句而已，没有真正的学问。
圣贤的学问怎么样落实，我们看到真正符合这些条件的，都是真正有大德行的人，这个德行怎么来的？其实还是传统文化里面讲的，首先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开始落实。首先是孝道，中国一直以来强调八德，这个八德是古人两千多年来总结出来的。孝就是孝敬父母，悌就是友爱兄弟，忠就是忠诚君主，现在的君就是指国家和人民，信就是朋友守信，礼是做事不能违背礼法，义就是要符合道义，符合做事的常规，廉就是不贪，耻要懂得羞耻。这八德里面最重要的是孝，所以古人选拔人才从汉朝的时候开始，确立了一个制度，就是举孝廉，廉洁的人，孝敬父母的人，这种人让他来做官，他就能够经得起我们前面讲的这些考验，因为他有这个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企业为什么会出现各种问题？个别公务员，他为什么会违反国家的法律，贪污受贿，根本原因是什么？孝、廉的根没有了。
这些贪污受贿的人不明白，“德有伤，贻亲羞”，自己德行有了缺陷，给父母蒙羞。一个人有廉洁的品行，那是最为可贵的，那是多少财富，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人的德行是人生最重要的财富。《大学》里面讲“德者本也，才者末也”。人生得到外在的这些财富也好，名誉也好，地位也好，最重要的就是落实自己的德行。我们想在企业里面做的更好，成为一个企业的核心骨干，在单位里面希望自己能够有所成就，最重要是从修德开始。
我们看人同样也是这样，领导者如何识人用人，看他的德行，如果没有德行，但有才能，有才无德的人是最可怕的。这种人往往给单位、组织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用人、识人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有德，德的根本在于孝廉。如何选择贤才，根本之道就是孝廉。孝廉首先是我们自己做到，自己做到了，就一定能够感召有德行的人。
第十八讲  任用贤能，去除奸佞（一）
——如何任用贤才
“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得到人才之后，要懂得任用，让真正有贤德的人才发挥作用。如果得到人才之后，不知道如何任用，就像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不把这个工具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还是不能产生效果。古人讲，这只是有用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古代的圣主明君，不仅懂得求贤，更重要的是知道怎样让贤才真正发挥作用。
举贤还需用贤
在《群书治要·六韬》里面，周文王曾经向姜太公请教，他问太公：“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世乱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做领导的能够推举贤人，但是国家却没有得到治理，反而社会越来越混乱，这是什么原因？就像我们现在经营企业，企业在外面大量招聘，选取有德行、有能力的人才，但是企业并没有治好，这是什么原因？太公告诉文王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也，无得贤之实也”。我们选举出来了有贤德的人才，但是不对他加以任用，这只是有举贤的虚名，而无用贤之实，不加以任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点是不把贤德的人才放在重要的岗位上。我们把他请到公司来，只是让他在公司负责不重要的事情，或者是领导者不放权，请来了有贤德的人，领导者还是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什么都要过问，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还有一种就是请来了贤德的人，但是还不能把以前德行不好的人去掉。所以，如何用贤，这里面有很大的学问。
在《孔子家语》里面，子路问于孔子曰：“贤君治国，所先者何在？”孔子曰：“在于尊贤而贱不肖”。一个贤明的国君治理国家，最先要做的是什么事情，一个优秀的企业家，经营企业最先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夫子告诉我们，“在于尊贤而贱不肖”，尊重贤才，轻视无德无能的人，把这些人罢除，让有贤德之人来担负重任。子路有所疑惑，他就讲到一个事情。子路曰：“由闻晋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矣，其亡何也？”晋国的中行氏他已经尊重贤能之人，轻视无能之辈了，为什么他灭亡了呢？夫子讲：“中行氏尊贤而弗能用，贱不肖而不能去。贤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践而仇之。怨仇并存于国，邻敌构兵于郊，中行氏虽欲无亡，岂可得乎？”中行氏为什么会灭亡，夫子告诉子路，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却灭亡了，原因就是中行氏尊重贤才，但是不能重用贤才，轻视无能之辈，但又不能彻底把他们罢除。这样一来，一方面贤德的人才知道自己不能得到重用，会对中行氏产生埋怨。而无能的、德行不好的小人，又仇恨中行氏，贤德的人埋怨他，无德的不肖之徒又仇恨他，这两种人都埋怨和仇恨，都不能和君主很好的相处，结果邻国敌人发兵到他的国都郊外，朝廷里面君臣不和谐，中行氏想要不灭亡怎么可能做到呢？就像是现在一些企业里面，内部不和谐，有德的人不能在企业里面发挥他应有的作用，而那些没有德行的人，老板又对他们很轻视，也不能罢除，外面市场竞争又很激烈，这个企业自然就会垮掉。
任贤勿贰，用人不疑
所以，中国古人讲，要用人不疑，就是真正找到有贤德的人你就要充分相信他，放手使用他。《尚书》里面讲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任用贤才，不要存有贰心，不要一边用他，一边又对他不放心，这样就很难让有德行的人的才能完全得到施展。邪就是奸佞的人，奸佞的小人要去除，及时铲除他，不能优柔寡断，这是做领导应有的魄力，要有这个魄力，不能常常拖延，不下决心。尤其是任贤勿贰，这个非常重要，你真正任用他，找到有贤德的人才了，就要相信他，古人讲士为知己者死，你真正把心托付给他，像历史上刘备和诸葛亮这种君臣关系，君臣之间的信任度非常高。古人讲，读《出师表》不落泪者，谓之不忠。为什么诸葛亮那么忠心？就是因为君臣之间有这种真正的信任度。在古代，将军或者是臣子在外面带兵打仗，往往就会有小人制造各种谗言，有智慧的君王看都不会看，真正相信臣子。君王相信臣子，臣子才会忠于君上。
如果用了这个人又时时怀疑他，这样，你用贤能之人也很难把政事治理好。在《群书治要·刘廙政论》里面就讲到：“自古人君莫不愿得忠贤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访之于众人也。忠于君者，岂能必利于人，苟无利于人，又何能保誉于人哉！故常愿之于心，而常先之于人也。非愿之之不笃而失之也，所以定之之术非也。”
自古以来，做君主的没有不希望得到忠贤之人的，任何一个当领导的都希望得到忠贤的人才，但是“既得之，莫不访之于众人也”，用了这个臣子之后，做君主的又常常会去众人中进行调查，看他是不是贤能，问问他怎么样。我们要知道，“忠于君者，岂能必利于人”，真正对君主忠诚的人，他岂能任何事情都有利于人呢？在一个组织里面，总会有一些自私自利的小人，真正的忠臣他是完全一心为公，他的一些做法必然会侵犯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个时候，他做的每一个决策，怎么可能有利于每一个人呢？在企业里面，他做一个决策，可能有利于公司，但会损害个别自私自利者的一些利益，所以这个真正忠于君上的人，他做所有事怎么能够一定都对所有人有利呢？
比如一个清官，他自己时刻保持清正廉洁，那可能就会受到很多人的排挤。“苟无利于人，又何能保誉于人哉！”如果他做的每一个决策，做的每一件事情不能够有利于所有人，怎么可能在这些人中有很好的赞誉呢？所以，古人讲做忠臣特别难，因为做一件好事，往往都会招来诽谤。为君的常常是内心希望得到贤德的人才，往往又会去问问下面的人，这个人贤能不贤能呀，下面的人可能会告状，当领导的一看，就会觉得这个人不是那么回事呀，大家怎么对他有这么多意见呢？这么一问，心里就会起疑心了，由此可能会失去这个贤才。所以，为君者“任贤勿贰”，这个非常重要，真正用一个人就要相信他。所以这里讲，“故常愿之于心，而常先之于人也。非愿之之不笃而失之也，所以定之之术非也。”这是讲判定贤才的方法不正确。怎么样判定贤才呢？孔老夫子讲，众人称赞他，要好好的调查一下，众人诽谤他，也要好好去考察一下，关键看他的德行，不能因为一些流言蜚语，就让贤德之人失去施展才能的舞台，要懂得做领导的艺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做领导要懂得听取各方的意见，不因一方面的意见而左右自己的决策，领导者要有智慧，更要有德行。
虚心而下听
除了不要疑贤之外，领导者还要能够虚心听取贤臣的意见。得到了贤才，做领导者的如果不能够虚心听取采纳他的意见，那还是和没有人才一样。
在《群书治要·傅子》里面讲到：“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难，故虚心而下听；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这是讲在上位的人知道选取人才不容易，就像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学生找老师很难，老师找学生也不容易。在历史上，君主得到贤臣非常不容易，而贤臣遇到圣明的君主也很难，只有是圣主遇到贤臣才能够成就治世。所以，在上位的领导者真正明白得到贤才不容易，就要知道虚心而下听，要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而且要知道“在下相接之易”，在下位的人互相接触比较容易，像臣子和臣子之间，他们的互相交往往往能够愿意说真心话，就像在公司里面，大家对领导说话都是小心谨慎，想了又想才会讲，同事之间、同级之间可能谈得问题会更多，一些不敢向领导反映的问题也敢于说出来。所以，有智慧的领导要懂得“因人以致人”，就是要凭借下面的人来获取贤才。
“舜之举咎陶难，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汤之举伊尹难，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舜帝得到咎陶不容易，舜帝能够治理天下最重要的就是有几位贤臣，如大禹、后稷、伯益、咎陶，这都是舜帝的几位贤臣。得到贤臣咎陶很难，但是得到咎陶之后，再通过他来罗织天下的贤士就容易了。“汤之举伊尹难”，汤王得到伊尹很不容易，但是得到伊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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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伊尹来罗织天下的人才就容易了。
《傅子》讲到：“故举一人而听之者，王道也；举二人而听之者，霸道也；举三人而听之者，仅存之道也。”选拔一个人又能够听取他的意见，这是成就王业的治国之道；选拔两个人并且分别听取他们的意见，这只能是称霸诸侯的治国之道；选拔三个人又分别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仅仅是不亡国的治理方法。
这一段话让我们想起一个故事。过去山里有一座庙，庙里有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每天去山下挑水喝。后来这个庙里又来了一个和尚，这两个和尚就每天抬着木桶到山下取水，所以两个和尚抬水喝。后来庙里又来一个和尚，这三个人就争吵起来了，谁也不愿意去提水，导致三个和尚没水喝。
这是讲你真正选拔这个人，你听他的意见，这个人会一心一意辅佐你。但是你相信两个人，听了甲的意见，你问问乙怎么样，君臣之间关系就微妙了，如果是听三个人的意见，这个关系更微妙了。所以领导者要有很深的智慧，要懂得用人。
古代这些君王真正懂得用人的，他往往是真正对臣下信任，不能听了他的意见又问问其他人，忠臣的意见，奸臣他可能会反对，那做领导的，自己怎么做决策？所以，最重要还是要选拔贤人。真正的贤人，得到一个就能平治天下了。周文王、武王得到姜太公天下大治，商汤得到伊尹，天下大治，齐桓公得到管仲，齐国称霸，所以关键的是要找到贤德的人才，并且要相信他。
《群书治要》里面就讲到，齐桓公得到管仲之后，他的下属去向齐桓公汇报事情，齐桓公每次回答都是，这个事你去找仲父（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又来了一个官员向齐桓公汇报，齐桓公又讲，这个事你去找仲父，后来他下面的官员就嘀咕了，什么事都去找仲父，做这个国君也太容易了，太轻松了，齐桓公听到这句话就讲到：“在没有得到管仲以前，我觉得做君主很难，在得到管仲以后，我觉得做君主就容易了。”当领导是这样，经营企业也是这样，真正得到一个贤才，当领导的就可以无为而治。
《论语》里面讲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就是讲舜帝有大禹、后稷、契、皋陶、伯益五个臣子，他就能治理天下。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武王讲，我有十个臣子，十个辅助治国的贤臣，所以武王把天下治理的很好。这十个人分别是周公、召公、太公、毕公、荣公等等，这十个人里面其中有一个女的还是文母。所以“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女焉，九人而已”。人才难得呀，难道不是这样吗？从唐、尧、虞、舜交接的时候算起，就数周武王时期人才最盛，可是这十个人当中还有一位妇女。可见得到贤才非常难。所以做领导，要珍惜有德行的人才。自己努力修养德行，感召到了，哪怕是一个两个贤才，都不得了，真正有一个贤德的人，那对这个企业就有大大的帮助，像古代很多君主都是因为得到一两个人，天下就治理好了。刘邦讲，我之所以能得天下，就是因为得到张良、萧何和韩信。现在我们无论是经营企业，还是从政治理一个地方，最重要的还是要得到人才，得到之后要任用他。那些得到贤才的君主，往往都是很有德行的。如果君主没有德行，这个贤才也不可能来辅佐他。
远离奸佞之人
去邪远佞，去除奸佞之人，远离奸佞之人，这是唐太宗读《群书治要》又一个很重要的收获。佞人就是那种谄媚、阿谀奉承的臣子，这种人时时都有，任何朝代都有，现在很多单位也有这样的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拍马屁，爱说漂亮话的人。
唐朝人柳鼎卿在《隋唐嘉话》里面就记载了唐太宗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唐太宗出去散步，他走到一棵树下面，就感慨这树真好呀，在他身后侍奉他的侍臣叫宇文士及，一听到太宗说这个树真好呀，宇文士及就跟他附和了，就说这个树怎么好怎么好，说得没完没了，于是太宗就皱起眉头、板起面孔讲：“过去魏徵常常劝我要远离那些佞人，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佞人，我心里常常怀疑你这号人就是，今天看来确实如此。”
我们生活中就经常有这样的人，领导说好，他就会跟着说好。我们自己常常也是这样，听到别人这么说，心里也很舒服，没有唐太宗这种修为和境界，没有这种警惕感。宇文士及听太宗这么一说，脸都吓白了，赶忙磕头请罪。这个人确实是懂得“拍马屁”，他就说：“皇上，那些皇宫大臣在朝堂上常常当面指责陛下您的过失，有时还跟陛下您争辩，弄得陛下下不来台，现在我有幸伺候在您的身边，如果不顺从一点，陛下虽贵为天子，那还当着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宇文士及真会说话。唐太宗听他这么一讲，觉得好像也有道理呀，这个怒气自然就消了。唐太宗也算是贤明的君主，就是这样开明的君主在侍臣的奉承下，也陶醉起来，不能免俗。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爱听漂亮话，这是人的通病。
美国有一本书叫《人性的弱点》，非常畅销，这本书里讲，你要获得他人的欢迎，第一个就是赞美他。你看，我们很多人一听到别人的赞美，心里美滋滋的。很多人都喜欢听好话，所以产生了这种佞人。这种佞臣历朝历代都有，我们看这个宇文士及就非常高明，他特别善于揣摩主子的心理，自己拍了马屁，又拍得一点痕迹都没有，同时也达到了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目的，好像天底下只有他宇文士及懂得太宗，是太宗的知心人，只有他最理解唐太宗。他说的话表面上好像很有理，但是往往很危险，就是这种人可能导致国家败亡。所以魏徵非常有智慧，他意识到这个问题，反复提醒唐太宗远离这种奸佞的小人。
《群书治要》里面节录了很多这种迷惑主上的奸佞之臣的反面例子。像汉朝的石显就是个大奸臣，话说得很漂亮。三国时期的何定也是奸臣，这些人都是顺从君主，迷惑皇上，陷害忠臣，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使这个王朝灭亡的祸首。
所以，做领导的要有智慧，对于这种人首先要能够识别。其次，认识这种人也是反观自己的缺点。在《韩非子》里面就讲到这种奸臣的特征。
《韩非子》里面讲到：“凡奸臣者，皆欲顺人主之心，必取信幸之势者也。”这些奸佞的臣子都希望顺从君主来取得信任和宠爱。但话说回来，一般人又有几个敢于去违背领导意思的？只有真正对领导忠的人，他们才敢。但是，一般的领导反而会反感这种人，他们心里会想，你怎么会来指出我的毛病呢？自己并不乐意接受。像那些奸佞之臣，他们又是怎么样的呢？“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什么事领导说好他也在旁边说好；领导说谁不行，他也马上跟着诋毁。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看看自己身边的人，同时也要反省自己，自己在生活中是不是这样的，领导说好，我们跟着说好，领导说不行，我们也跟着说不行，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则和主张。
我们学《群书治要》，首先自己不能做一个奸佞的小人，而且要懂得识别这种人，自己要做一个有德行的人。
第十九讲  任用贤能，去除奸佞（二）
——如何识别佞臣
前面讲到要远离奸佞之人。接下来看《说苑》里说的六种邪臣。
会导致亡国的六种邪臣
奸佞之臣，《群书治要·说苑》里面分析得很清楚，其中还讲到了六种邪臣，分析了他们的特征。这对我们是一个警醒，也是让我们懂得如何来看人。
“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正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
第一个是“安官贪禄”。安享官爵，贪图俸禄。贪两样东西，一是位置，一是俸禄。现在讲好权好钱，不务公事，不真正为人民服务。“与世沉浮”，他很懂得世俗，左右观望，看到谁得势，他就自动跟谁搞好关系，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不是为君主、为国家的利益着想，所以这样的人叫做具臣。
“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 ”
领导说什么都好，领导永远是对的。只要是领导说的一律说好，领导让做的全部赞同。谁能保证哪个领导者不犯错误呢？古人讲，人无完人，再有智慧的人他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做臣子的最重要是什么？是要匡正君主的过失，怎么能领导说的一律称好，领导要做的全部赞同呢？这样的人全是阿谀奉承、谄媚逢迎的小人。后面还更可怕。“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暗中偷偷的看这个领导者有什么嗜好，然后就想方设法愉悦领导，取悦于领导。所以，当领导者很不容易，《群书治要》里面讲到，做领导的不能把自己的好恶示于人，你要是把自己的喜好透露给别人了，别人就会抓住你的软肋，以此来攻击你。你好名他就会满足你好名的心，你好色他就会满足你好色的心。“偷合苟容，与主为乐”，苟且地迎合主子的意思，以期求自己得以安身，一味地陪着领导者寻欢作乐，而不考虑后患。历史上那些昏君是怎么亡国的？就是身边的谀臣不顾后患，一味谄媚，逢迎君主，最终导致国家灭亡。
“三曰中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这是讲什么样的人是奸臣。“中实险诐”，这是讲充满险恶，内心里总是阴谋诡计，外表很谨慎。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城府都很深，外表看上去好像很憨厚老实，做事小心谨慎，心里面可能藏着一个大阴谋，奸臣往往巧言令色，又伪装和善，夫子在《论语》里面就告诉我们“巧言令色，鲜矣仁”。这样的人很少有仁德，内心妒忌贤能，看到谁比他强，谁有能力，内心就起嫉妒心。“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他想推荐人，他就一味宣扬这个人的好处，而把这个人的恶行全部隐瞒，希望自己举荐的人得到重用，好结成同党，好共同谋取私利。“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他想要排挤别人，看不惯别人，就宣扬人家的过失，掩盖别人的美德，很多忠臣都是这样被奸臣陷害的。“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这样一来，君主视听就不正了，分辨不出真伪。做领导的一旦信任这种奸臣，奸臣得势，忠臣就会遭殃，为君者就会号令不行，赏罚不当，因此，对这种奸臣，做领导的要能够明察。所以，最重要的是自己”修其德行“，自己德行好，才能有智慧。第一个，你德行好，能够感召到好人。第二个，你修身有德，必然有智慧，你能够识别这样的人。
“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朝廷。如此者，馋臣也。”
这种人很有智慧，但是不是真实智慧？他们能够掩饰自己的错误不让人发觉，很有辩才，能够左右进行游说。像《孔子家语》里面讲的少正卯就是这样的人。“内离骨肉之亲”，离间王室的骨肉之亲。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君主制，王宫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很微妙，本来皇室是一家人，但可能会受到这种臣子的挑拨离间，导致骨肉反目成仇。“外妒乱朝廷”，对外嫉妒贤能，扰乱朝政，这样的人就是馋臣。
“五曰专权擅势，以为轻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专权擅势”，这是讲自己独揽权势，结党营私，使自己家里富有。“擅矫主命”，擅自篡改君主的命令，以取得自己的富贵。很多奸臣都是结党营私，谋取自己的财富，甚至篡改皇上的圣旨，这种人叫做贼臣。像明朝的严嵩，就是典型。
“六曰谄主以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这是第六种，这种人“谄主以邪，坠主于不义”，就是用邪僻的事情来谄媚君主，使君主陷于不义，用心非常狠毒，做臣子的道义是忠诚于君主，匡正君主的过失，让君主时刻都能够在正道上，他反而让君主陷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在朝廷里面，在单位里面拉帮结派，来遮蔽君主。“使白黑无别”，黑白颠倒，混淆是非，从而“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让主上背负恶名流散于国内，遍布邻国，像这样的人就是亡国之臣。
这六种臣子都非常危险，所以做领导的用什么样的人往往就决定了自身的命运。国家如此，企业也是一样。如果一个国家，一个企业都是这六种邪臣主导政事，那必然会走上亡国之路。所以，做领导的一定要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用错人，就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齐桓公之死
在《群书治要·史记》里面就专门节录了齐桓公的一个事例。齐桓公早年任用管仲为相，称霸诸侯，但是管仲去世以后，任用佞臣，自己死了以后都没有人收尸。
《史记》里面记载，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也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对曰：“杀其子以适君，非人情也，不可”。管仲年纪大了，病得很重，可能在世的时间不多了，桓公就问管仲，这些臣子里面谁能够接替你出任这个宰相。管仲说了一句话，知臣莫如君，真正了解臣下的莫过于君主。现在我们当领导的是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什么样才是合格的领导？能知臣，了解属下，现在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可能很难，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为君之道和为父之道是很相似的，做父母的要了解自己的子女，做君主的要了解自己的臣下。所以，桓公就讲“易牙何如”？他说易牙这个人怎么样呀？管仲就说易牙他曾经杀了自己的儿子，煮成肉来进献给你，非人之常情，不能够使用。根据历史记载，易牙是个厨师，非常善于做美味，有一次齐桓公就跟他讲，我水里游的，天上飞的都吃过了，唯独没有吃过婴儿的肉，易牙听说之后，就把自己的儿子给煮了来奉献给君主，齐桓公就讲，易牙这个人，你看他为了我连自己的儿子都杀了奉献给我吃，说明他对我很好呀。管仲就讲，这个人他连自己的儿子都敢杀，他杀自己的儿子来投合君主，这违背人之常情，所以这样的人肯定有很大的阴谋，不能够任用他。
齐桓公接着说“开方何如”？管仲就说：“背亲以适君，非人情也，难近。”开方是魏国的公子，他到齐国来服侍齐桓公，很多年都没有回家看望父母。一个人不去看望父母，对自己的父母不闻不问，反而对君主非常好，这种人背后肯定有见不得人的阴谋，所以管仲讲，他背弃父母来投奔君主，这种做法不符合人之常情，这种人不能够轻信，不可任用。
齐桓公看这两个都不行，他又问“竖刁何如”？管仲就讲：“自宫以适君，非人情也，难亲”。竖刁这个人他曾经为了讨好桓公，为了时时刻刻能够陪着桓公，自己把自己阉割变成太监，时时刻刻服侍在齐桓公身边。《孝经》里面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他为了君主的意愿而损害自己，这也不符合人之常情，所以管仲讲这个人也不能用。
可惜齐桓公不听管仲的意见，后来还是用了这三个人。管仲刚去世时，齐桓公还没有用他们。一段时间之后，齐桓公感觉自己把易牙疏远了，就没有人给他做好吃的了，没有美味了，把竖刁疏远了，在宫里面没有人陪他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