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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仁山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对近代思想文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他所创办的金陵刻经处的各项佛教文化事业,包括刻印流通佛教典籍、倡导佛学研究、兴办僧学堂进行佛教讲学以培育人才等。佛教将居家修道、信佛学佛之士称为居士,杨仁山即是近代佛教史上一位大居士。他以居士身而广弘佛法,促进了近代佛教的复兴,因此被尊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
杨仁山,名文会,安徽石埭人,生于1837年,1911年辛亥革命前去世。杨仁山自幼聪颖,十岁受读,十四岁能文,聪明颖语,性格豪爽,喜读奇书,知识广博,“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之术,靡不探颐,韫之于心”。大约二十七岁左右接触佛学,最先读《金刚经》,后又读《大乘起信论》。1864年病中再度研读《大乘起信论》,深明大义,于佛法起大信心。于是常常去书肆中寻觅佛典,有一次偶获《楞严经》,专志阅读,直至日暮肆主催归才恍然醒悟。自此,杨仁山专心研究佛学,广求佛经,研习佛法。
1865年,在太平天国战火之后,杨仁山第一次来到南京。1866年,杨仁山移居南京,是清政府负责战火之后江宁建造工程的官员。当时社会久经兵火,许多经典被毁,甚至最常用的经典如《无量寿经》、《十六观经》也难得到。杨仁山与学佛同道讨论弘法事业:“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群生”。
杨仁山遂与同道数人发心重刻方册藏经,起草章程,分任劝募,筹划刻经事业。1866年,与同志十余人在南京北极阁创立金陵刻经处。
金陵刻经处创办后,陆续刻印许多佛教经典及佛、菩萨像。在此期间,杨仁山“日则董理工程,夜则潜心佛学,校勘刻印而外,或诵经念佛,或静坐作观”。1897年,为发展刻经事业,杨仁山将南京延龄巷私宅捐献给金陵刻经处,作为永久流通经典的场所。1901年,杨仁山的三个儿子立“分家笔据”,写明“金陵城内延龄巷父置房宇……专作刻经公业……永远作为流通经典之所”。这就是现今的金陵刻经处所在地,只是大门已改在淮海路上。
金陵刻经处创办后,杨仁山四处搜求亡佚的佛教经典。我国佛教自唐武宗灭佛及唐末、五代动乱后,许多佛典散失,以致宋明后研究佛典者多苦于文献不足。杨仁山不仅在国内寻访古刹,搜求佛典,还因1878年于伦敦结识日本著名佛学者南条文雄,从日本寻回多种我国久已失传的隋唐古德的佛典注疏,如《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华严策略》等,还从朝鲜访得《华严三昧章》。总计寻回古德注疏“三百余种”。他还从日本购回小字藏经全部。为刻印经典,杨仁山认真阅读,仔细校勘。对于所有经书,分为“必刊、可刊、不刊”三类。有感于日本编印的《续藏经》驳杂凌乱,杨仁山另编《大藏辑要》,计划刻印四百六十种,三千三百余卷,“以便学者随时购阅”,并“陆续刻成全藏”。至1911年去世时,他已完成了五分之四。他不仅捐献私宅,还将从欧洲购回的各种科学仪器卖掉以充刻资,可见他为刻经事业的献事精神。诚如他本人自述:
“鄙人四十年来,屏绝世事,专力于刻经流通,窃以弘法利生为愿。”
杨仁山于1911年去世,终年七十五岁。在他的一生中,“弘法四十余年,流通经典至百余万卷,印刷佛像至十余万张”。金陵刻经处所刻经典,校勘谨严,刻工精致,各方特称“金陵本”,为近代佛典之善本。
杨仁山在搜集、校勘佛经的同时,还提倡义学,进行佛学研究。他的思想博大包容,注释了不少佛教经论及儒、道两家的经典。主要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并《注》各一卷、《十宗略说》一卷、《观经略论》一卷、《等不等观杂录》八卷,以及《论语》、《孟子》、《阴符》、《道德》、《庄》、《列》等儒道以典的“发隐”多卷。他本人的佛学思想,如他人常表示的那样,是“教宗贤首,行在弥陀”。梁启超曾说:“晚清有杨文会者,行力于《华严》而教人以净土。流通经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学者,什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之。”
杨仁山深感当时的许多僧人不懂佛学,佛教界人才奇缺,急需创办一些佛学学堂来培养佛教人才。佛教的衰落,实在是因为佛教教育不力、缺乏人才之故。1907年,杨仁山以刻经处为基础,开办佛教学堂,即著名的“祗洹精舍”,力图振兴佛教。内设国文、英文、佛学等课程,杨仁山亲任佛学讲席。就学者有出家人,也有在家居士,共二十余人,大多是杰出之士,如释仁山、释太虚、李栖云、邱虚明、谢无量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佛教学者、佛教社会活动家。1901年,杨仁山又与同人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佛学研究会”,禀承祗洹精舍复兴佛教的宗旨,并针对当时佛教的种种衰微之象,力图振衰起弊。参与者有许多当时的学界名流,公推杨仁山为会长。祗洹精舍与佛学研究会的影响,超出了佛教界,间接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当时社会思想人士如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都不同程度受到杨仁山及期佛教事业的影响。就近代思想文化而言,杨仁山也是清末民主启蒙思想的一位前驱者。
杨仁山所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由居士创办的佛教文化机构,杨仁山在此刻印流通佛教经籍,并开设祗洹精舍及佛学研究会兴办佛教教育,使这里成为中国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一个中心。这些弘法事业开展于清末佛学衰微之时,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作出了巨大的献。因此之故,有人称杨仁山为“近代佛教先觉者”、“近代复兴佛学的一代宗师”。梁启超说:“今代治佛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依文会”,由此可见杨仁山对近代佛教影响巨大。太虚法师认为杨仁山是“中国佛学重昌关系最巨之一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在《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中云:“近代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
1911年阴历8月17日,武昌起义前三日,杨仁山于金陵刻经处内去世,病逝前对左右说,“余心放下,毫无挂碍,可以去矣,”非常安祥,于念佛声中,端坐向西冥目而逝。直到第二天凌晨,头顶及足部仍温,且面色不变。根据他生前“经片所在即吾之遗体所在”之愿,家人及弟子将他安葬在宅院西部。七年之后,即1918年,在深柳堂后、经版房前,建成居士之墓塔,杨仁山居士之棺即掩于其下。此塔有西藏佛教风格,从塔基到塔项高8.15米,塔台0.37米,总标高8.88米。塔基呈六角形,面积14.4平方米。塔身中空,正面开有一小门,门内立有“十自在”图碑,下刻有“杨仁山居士之塔”字样。墓塔在“文革”期间被砸毁六个塔角,现按原样修复,基本保存完好。塔院左右方围墙上,镶有沈曾植撰写的“杨仁山居士塔铭”牌,其中记述杨仁山居士一生:
“居士奋起末法苍茫、宗风歇绝之会,以身任道,论师、法将、藏主、经坊,四事勇兼,毕生不倦,精诚旁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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