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宋代西南佛教重镇

心照

峨眉山作为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印光《峨眉山志》将其历史追至“汉永平癸亥”的蒲公传说，此说虽不经，但亦可说明峨眉的佛教传统由来已久。《邵氏闻见后录》有“又峨眉普贤寺，光景殊胜，不下五台，在唐无闻。李太白峨眉山诗言仙而不言佛，《华严经》以普贤菩萨为主，李长者《合论》言五台山而不言峨眉山，又山中诸佛祠，俱无唐刻石文字，疑特盛于本朝也”的记载，那么，峨眉山自宋起走向鼎盛应该可以得到肯定。

宋代的峨眉山获得了国家政权的认同，进入最高统治者的视野，如宋太祖干德四年“勅内侍张重进，往峨眉山普贤寺庄严佛像，因嘉州屡奏：白水寺普贤相见也”。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勅内侍张仁赞，往成都铸金铜普贤像，高二丈，奉安嘉州峨眉山普贤寺之白水，建大阁以覆之。诏重修峨眉五寺，即白水普贤、黑水华严、中峰、乾明、光相也。三峨高出五岳，秀甲九州。西竺千岁和上曰：此震旦国第一山也”。由此可见，宋初的峨眉山就已获得了极高地位，甚至有“第一山”之称。

不仅如此，随着峨眉地位的提升和普贤信仰的流行，有关峨眉的神迹也逐渐多起来，如太平兴国七年：“嘉州通判王衮奏：近往峨眉提点白水寺修造，见瓦屋山皆变金色，中有丈六金身普贤。次日午中，见罗汉二身乘紫云行空中”。同时，峨眉地位的提升，也使它与五台的地位逐渐对等，“勅太原、成都铸铜钟，赐五台、峨眉，名山遣挂之日，两山皆有梵僧十余，空中奉迎其钟，声闻百里”，这与《邵氏闻见后录》的记载相呼应。太宗雍熙四年还特意“勅内侍送宝冠、璎珞、袈裟往峨眉普贤寺，是日，众见普贤大士乘紫云行空中，久之方没”。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宋初峨眉山地位的提升不只是为了顺应当地普贤信仰，似乎还有他意。

真宗景德四年，“诏赐黄金三千两，增修峨眉山普贤寺，设三万僧斋，岁度僧四人”。景德五年，真宗还亲自诏见了峨眉高僧茂贞：“五年二月，诏嘉州峨眉山沙门茂贞入见，上赐以诗，馆于景德寺”。对宋代统治者来说，提升峨眉山地位是增进信仰，巩固统治的方式，同时，也因峨眉山产生了对统治有利的高僧而重视。

随着地位的不断提高，峨眉山逐渐成为四川乃至西南佛教的重镇，宋代时走出了一批高僧。仅据印光《峨眉山志》中收录的就有如新、慧真广悟、行明、继业、茂真、白水宗月、密印安民、慧远、道宏、纯白、别峰、昙振、峨眉道者等。其中的密印安民、别峰、纯白等禅师都是当时的著名禅师，他们往往有在峨眉出家或受戒，并在四处参学过程中逐渐提升自己地位的特点。峨眉与他们的关系，要么是其受法地，要么是其归宿地。他们生名的创立几乎都在川外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