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佛学造诣: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遵化当开 · 发表于 2016-7-12 19: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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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佛学造诣: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2008-02-04 19:12:08)[url=]转载▼[/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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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叫若虹的网友给我留言：国外的天主教会将经营和捐赠的钱财用于办教育和医院，为社会底层的人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条件．在中国没见哪个寺庙作出这样的义举．包括在抗战中，欧洲的许多天主教神职人员都参与抵抗运动，包括营救被迫害的犹太人，掩护盟军战士．也没见中国的哪个宗教团体站出来保护老百姓。

持这种认识的人还相当的多。不少人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史料，因此凭自己的“想当然”说出上面一番“道理”。中国佛教界真如这些网友说的那样吗？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真相是怎么样的？先说说已经圆寂的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吧。

1937年伴随着“七·七”卢沟桥的炮声，作为全国经济金融中心的上海，立刻出现越来越浓的战争气氛。时任中国佛教会（办事处在上海）主任秘书的赵朴初也追随佛教界老前辈参加了慈善机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任常务委员。

坐落于仁济堂的“慈联会”虽然是个临时性的慈善机构，但上海慈善界、佛教界的王一亭、屈映光、黄涵之等老前辈经常到仁济堂视事，他们不放心社会局官方人员的工作责任心。黄涵之特别要赵朴初作为他的助手，赵朴初对工作却总是任劳任怨——别人管的，他帮着出力；别人推开不管的，他主动接起来。他因此忙得不亦乐乎。除了守夜人，他总是每天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上海大世界落下一颗炸弹，一时人心惶惶。一千多难民拥挤到慕尔堂门前的云南路上，亟待安置，而上海市社会局驻会工作人员早已逃之夭夭。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秘书赵朴初和吴大琨等人，将难民带到宁波同乡会安置。

这支特殊的队伍沿着云南路、西藏路一直朝北走，赵朴初冒着飞弹执一面红色十字小旗，走在队伍前面。他一路大声地喊：“你们跟我们走！”吴大琨执一面小旗走在后面。一路上流弹不时飞过，胆小的难民们哭声不断。到了宁波同乡会，不料铁门紧闭，空无一人。一位租界巡捕为赵朴初的精神所感动，越墙打开铁门，让难民进入。难民们感恩戴德，称赵朴初是菩萨再世。8月15日，沪上报童纷纷叫卖：“看报！看报！赵朴初菩萨再世，侠肝孤胆护难民！”

“八·一三”之后，在黄涵之、赵朴初等人的努力下，“慈联会”先后设立了50多个收容所，收容难民50万人次，除供给衣食医药外，还进行救亡教育，动员青壮年参加抗战。

淞沪战役期间，宋希濂三十六师伤亡惨重。圆瑛法师和赵朴初以“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的名义组织了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抢救伤员。护国和平会会章是一顶地藏菩萨的毗卢帽，表示大愿——护国和平。赵朴初自己也上前线，帮助抢救伤员。与此同时，赵朴初将他所收容的一百多位报名上前线的青壮年难民，送到三十六师补充兵员。

此外，赵朴初还又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与上海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打通了与新四军的关系，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其后又陆续把大批青年送往苏南、苏北新四军部队，参加抗日战争。

1938年，赵朴初参加了职业界救亡组织上海益友社并担任理事长，参加了上海各界人士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星二聚餐会及其核心组织星六聚餐会，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团结爱国人士，开展秘密斗争。

1940年6月，赵朴初主持成立上海净业孤儿教养院，专收流浪儿童。净业教养院的规模不大，属于佛教慈善事业的机构，因此不为敌人所注意，有些抗日根据地的干部遇到风险时也来院隐藏，如“皖南事变”后有方南君等百余名新四军的小同志曾寄养于教养院，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转送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去。（见《赵朴初在“八一三”抗日烽火中》，汪东林著。）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政策召下，于1939年5月成立的。上封寺方丈宝生为会长，祝圣寺方丈空也、南台寺方丈悟真、大善寺知客有缘、三元宫住持刘光斗为副会长；演文任训练股长，巨赞任宣传股长，明真任文书股长，曼慈任事务股长，灵涛任书记长。协会成立后，首先召集青壮年僧侣和少数道士约七十余人，举办军事训练班。训练结束后，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分赴长沙、湘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们沿途贴标语、发传单。标语中有“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地狱”一类结合佛教教义宣传民族气节的口号。其活动轰动一时，人民群众称呼他们为“和尚兵”。

周恩来在暮笳的纪念册上亲笔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1939年春，周恩来到南岳衡山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当时南岳寺观里的和尚道士以丘赞、演文法师为首，组织了一个救亡团体——“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决心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量。但是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演文主张成立一支僧军，奔赴抗日战场，直接同日本鬼子拼杀，而丘赞不同意，认为杀生是犯了佛门戒律，彼此争执不休，便请周恩来“裁决”。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上封寺。他高度评价了僧人们的爱国热情，又提出不必成立僧军的主张。谈话将要结束时，丘赞请周恩来题词。周恩来没有推辞，接过笔默想片刻，洋洋洒洒地在宣纸上写了八个大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丘赞望着题词，沉吟了一会道：“弟子斗胆请教，先生题词‘杀贼’与‘学佛’联系在一起，于教义是否相符？”

周恩来笑着解释说：“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杀贼’。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我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这个‘贼’当然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现在日本强贼正在大批杀我同胞，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怎么普渡众生？这是善举，杀贼就是为了爱国，也是为佛门清静。你们出家人只出家没有出国，所以同样要保国爱国。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抗战爱国。”

周恩来把“杀贼”与“学佛”紧紧联系起来，使得丘赞不得不从心理上承认杀贼的合理性，接着又把“杀人”与“杀贼”这两个关系一区别分清，将“杀贼”提高到“普渡众生”、“善举”这样的佛家最高教义上来认识，最后说到抗战救国的大目标上来。真是步步为营，循循善诱。丘赞听后激动地说：“周先生真是博学，精于教义，通晓佛理。我明白了，只有上马杀贼，才能下马学佛。我们出家人也要投身抗日，手持戒刀，上马杀贼。”

田汉有诗赞曰：“僧衣脱却着缁衣，敢向人间惹是非。”邹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及重庆的《新华日报》都纷纷介绍了僧侣们的救亡活动。香港世界语杂志也将协会章程译成世界语全文刊登。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声音，传遍域内寰中，如同佛门狮子吼一样振奋着国内外各地的爱国志士，体现了“人间佛教”醒世、悟世、度世之大法力。

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栖霞寺僧众救护了2万余名难民，电影《栖霞寺1937》讲述了这段感人的历史。

普云佛教抗日救国军 1938年3月2日，毕郭陈家庄陈言忠，利用普云佛教会负责人的名义，树起抗日大旗，称“普云佛教抗日救国军”，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陈言忠任会长，滕德三任军师，阎德超和王先春任总指挥。下设6个营，徐永泉、陈玉山、曹欣锡、温中坤、宋海龙、林登奎分别任营长。6月，在夏甸一带被莱阳国民党游击队刘东洋部击溃，余部由王先春率领投奔八路军。

巨赞(1908-1984) 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要塞贯庄村人。著名佛学家。抗战爆发后，奔走于福建、香港、广东、湖南等地，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活动。27年应邀去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讲学，经田汉介绍结识叶剑英。在叶的鼓励下，28年秋，于圣化寺成立“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任协会宣传股长。6月10日，为首组成佛教青年服务团奔赴长沙，在街头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受到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徐特立接见。29年秋转移到桂林月牙山寺。任广西佛教协会秘书长，创办《狮子吼》月刊。左翼文化人事郭沫若、夏衍、田汉、柳亚子等常来此聚会，时有酬唱。巨赞用如是斋主、万钧等笔名为《大公报》、《广西日报》、《小春秋》、救亡日报撰稿。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全国佛教青年僧侣，在爱国热血的驱使下，投入政府抗战行列，其事迹如：一九三七年，成立“上海僧侣救护队”；一九三九年，缅甸人民因日本唆使而反对开放滇缅公路之风潮，因“佛教问团”赴缅甸等各国访问，得以平息；一九四○年，组“陪都僧侣救护队”，实地从事重庆地方救护灾胞工作，直到日本投降，共五年；同年，组“中国佛教国际宣传队”，赴缅甸宣扬我抗战国策。

圆瑛法师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楷模，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八·一三”沪战开始后，这支僧侣救护队，出入炮火纷飞的战场，出生入死，救护伤员，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这期间，圆瑛法师把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圆瑛法师两次偕徒明旸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秋，圆瑛法师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明旸法师，经20多次审讯和恫吓，法师都镇静自若，闭目打坐，表现出中国佛教徒的民族气节。出狱后，圆瑛法师仍住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事著作。1943年他在北京中国佛学院的演讲中，号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国爱教”二副重担，不能闭门读书，要对国家存亡负起责任。

弘一大师当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国土、残害我国同胞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的主张，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他先是将此诗句悬挂于他讲演律学时的座后壁上，后来凡是有人向他求赠墨宝者，则概以此诗句赠之。数年之中，赠出的这种爱国诗句字幅，不计其数，由此弘一大师的爱国爱教诗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其爱国爱教思想，也就更加深入人心。许多佛教信徒都在其影响之下，走上了爱国爱教的道路。

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的佛教信徒，和全国人民一起，纷纷参加了抗日救国运动。如当时的湖南南岳，曾有「佛教抗战协会」和「佛教青年服务团」等组织，许多佛教徒都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当时的中国佛教会专门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僧侣救护队，在「八．一三」沪战中共救护军民万余人。同时还组织了僧侣掩埋队，专门掩埋暴尸荒郊的伤亡军民尸体，前后约有一万多具。而上海佛教界组织的难民收容所，收容和救济的难民、灾民，更是不计其数。其它各地佛教徒所组织的抗日僧侣救护队和难民收容所，也都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页献。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各地佛教徒爱国思想的表现，但是也不可否认，这多多少少与弘一大师提出的「念佛不忘救国」的爱国诗句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弘一大师是举世闻名的爱国高僧，他的登高一呼，在全国佛教界影响之大，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我们说，在弘一大师的爱国思想影响下，导致许多佛教徒走上爱国爱教的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１９３１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外敌入侵、祖国危难的关头，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南京）代表贡觉仲尼、九世班禅大师驻京（南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西康诺那活佛等旅居南京的康藏人士，奋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召开会议并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同人等籍隶康藏，万里来京，大义所在，不敢后死。爰成立抗日救国会，以与我全国同胞同立一条战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宁为刀下之鬼，不作亡国之奴。”会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大师分别命令各自所属寺庙的数万喇嘛，举行诵经法会，诅咒侵略者，为祖国抗战胜利祈祷。在九世班禅大师等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号召下，全国藏族同胞纷纷响应，川西藏区５７寺僧侣联名表示，“暴日入寇，五族同仇”，决心抗战。各地各寺许多活佛全力奔走，广大藏族同胞或捐款捐物，或与汉、回等族共同组成“抗日救国义勇军”，积极参加抗日斗争。

不知如若虹网友般的人士，看完上面这些史料，有何感想？佛教中，有慈眉的菩萨，也有怒目的金刚。慈眉菩萨感召众生，怒目金刚弹压群魔。希望这些佛教僧众的义举善行能被后人永远记住，也希望今天的学佛者能知道自己肩负的使命！上不愧对佛陀教诲，下不忘怀众生之苦。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