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能之南禅——佛教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二次回归

猫咪

惠能之南禅——佛教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二次回归

　　文/净因
　　
　　惠能（638—713）开创的南宗之所以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各宗派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宗派，学者一般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种原因：南宗因五祖弘忍将衣钵传给了惠能，因而取得了正统地位之后[1]，在士族政治经济力量被削弱、传统佛教思想遭到挫折的情况下，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局部的思想解放运动[2]。在这次运动中，惠能通过对传统禅法进行变革与创新[3]，使之更能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4]，其结果是把外来文化的佛教成功改造成为适应中国社会条件和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中国化佛教[5]，从而把中国佛教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并最终完成了佛教中国化[6]。……本文通过对南宗“不立文字”之本意进行分析，试图说明惠能之“不立文字”，并非完全主张不要文字?也不仅仅是教导弟子们在学习经教时不执着、不拘泥于文字，而是要突破语言文字的拘蔽，努力去把握语言文字后面所蕴含的真理；更重要的是，惠能高举“不立文字”的旗帜，主要从如下三方面对隋唐以来佛教的弊端进行了一场划时代的变革：（一）在修持上反对公式化的修行模式，寄禅法于日常生活之中；（二）反对形式化的受戒仪规，主张“无相戒”；（三）在教义上反对经院化的繁琐义理研究，宣扬关注现实人生的佛法。
　　
　　一、反对公式化的修行模式
　　
　　不少学者（如台湾杨惠南）认为惠能反对坐禅，其实惠能并不排斥坐禅，更不反对坐禅，他所反对的仅是执着于坐禅的仪规，将坐禅形式化和公式化。换言之，惠能反对任何形式的公式化的修行模式。这在隋唐义学鼎盛的时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佛教各大宗派的创立，在实践上，各宗派逐渐建立起各自的修行模式，修行的方式因而逐渐被量化、制度化、公式化。《大乘无生方便门》详细描述了北宗神秀的禅法特点。文中一开头以“五方便”讲述了修行的五个次第：“第一总彰佛体，第二开智能门，第三显示不思议法，第四明诸法正性，第五自然无碍解脱道。”[7]每一方便又有不同的次第，例如第一方便——总彰佛体又分为七个步骤：（1）令发四弘誓愿；（2）请十方诸佛为和尚等；（3）请三世诸佛菩萨等；（4）教受三归；（5）问五能[8]；（6）各称己名，忏悔罪；（7）各令结跏趺坐[9]。经前六个步骤的准备，到了第七个步骤才开始打坐。由此可见，神秀禅法对形式是多么重视。接下来，《大乘无生方便门》以问答的方式描绘了北宗禅的打坐方式（看心、看净、不动和不起）[10]。
　　
　　众所周知，因众生根机不同，修行方式理应因人而异，无法公式化。例如，禅（dhyna）的本意为“心专一境”，惠能准确地把握了禅的特色是专注，坐只是专注的一种，因此他认为只要能心专一境，行住坐卧都在定中，从而实现了他寄禅法于日常生活之中、反对固守特定的修行方法和程序、在平常的行住坐卧之中修行解脱的主张。这是惠能在修持上回归于佛陀之本怀。
　　
　　二、反对形式化的受戒仪规
　　
　　到唐代道宣律师（596—667）创立南山律宗、完成律学五大部[11]为止，受戒不仅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宗教仪规，而且对众多戒条的逐一解释以及对戒律理论（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的诠释也变得越来越纷繁复杂。这种形式化、理论化的学戒、受戒与持戒，离佛陀当初制定戒律之本怀——止恶、行善与利他的实践精神，不能不说渐渐有些隔膜了。惠能针对这种时弊，有针对性地提倡“无相戒”，重在持戒的精神（止恶、行善与利他），而不拘泥于具体的形式，从而达到持戒的最高境界，即心戒。因此惠能提倡的“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其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恰好冥契佛陀当初制定戒律的本怀。惠能通过提倡“无相戒”，打破了对具体教条的执着，要求人们应当重视学戒、持戒的根本（心）。这是惠能在持戒上回归于当初佛陀制戒的本怀。
　　
　　三、反对经院化的繁琐义理研究
　　
　　禅宗一向标榜“不立文字”。按照禅门的解释，“不立文字”的主要含义是指以心传心。禅宗认为，禅悟境界无法以文字言语完整转述，必须师弟之间以心传心、心心相印始得，故称“不立文字”。相传当年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以“拈花微笑”的方式，将“清净法眼、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传授给大弟子摩诃迦叶[12]，这被认为是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渊源[13]。从禅宗史上看，打出“传佛心印”、“教外别传”的旗号，是从东山法门开始的，而正式标榜“不立文字”，则是惠能南宗的特色。惠能本人虽未明确说过“不立文字”，但惠能的禅学思想和禅法要求确实都是不执着文字。
　　
　　人们往往以六祖惠能目不识丁而又能顿悟佛性为由，把“不立文字”渲染成完全不要文字，将“不立文字”视为与经教绝缘，进而彻底否定语言文字在悟道过程中的功用，鄙视经论学术，致使在南宗门下出现一股完全排斥经教的思潮，认为“知之一字，众祸之门”[14]，讥识字者为“总作得盐铁判官”[15]，讥读经者为“钻故纸驴年”[16]，把三藏十二部看成是“拭不净故纸”[17]，因而形成南岳、青原门下不重经教，不许读经求觅知解，只要行者死心塌地参究去就好，甚至将教理、文字看作禅悟的大障碍。其实惠能并没有否定语言文字在悟道中的作用，恰恰相反，从初祖达摩到六祖惠能，都强调借助于经教来悟道，他们共同反对的只是迷信、执着于语言文字，反对的只是繁琐的经院哲学。
　　
　　达摩的“藉教悟宗”可以说是看到了语言文字的重要作用和局限性，它重视个体自我对佛理的理解和把握，力图借助于佛陀的言教来达到对佛法大义的根本觉悟。达摩认为在汉地修持禅法，依据《楞伽经》最为适宜，“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18]达摩以《楞伽经》中的“不执文字”，引导众生不受语言文字的束缚，努力去把握语言文字后面蕴含的真理。“悟宗”并非与经教完全绝缘，而是“藉教”而不执着于教，希望能超越文字经教的束缚，依靠内心的体验去直接领悟佛法的真谛——“与道冥符”。
　　
　　相传从达摩到弘忍，皆依《楞伽经》传授禅法要义。到了五祖弘忍，《般若经》里的般若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五祖弘忍改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传授禅法。这在宋代蒋之奇《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序》有明文记载：“昔达磨西来，既已传心印于二祖，且云：‘吾有《楞伽经》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来心地要门，令诸众生开示悟入。’此亦佛与禅并传，而玄与义俱付也。至五祖，始易以《金刚经》传授。”[19]
　　
　　禅宗历代祖师除了以《楞伽经》和《金刚经》启发学人悟入佛之知见外，与“佛性”和“般若”思想相关的大乘经典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从唐净觉《楞伽师资记》[20]、杜朏《传法宝纪》[21]等早期资料来看，主要经典有《般若经》、《金刚般若经》、《文殊般若经》、《法华经》、《维摩经》、《华严经》、《大般涅盘经》、《思益经》、《金光明经》、《无量寿经》、《大智度论》、《大乘起信论》、《菩萨戒法》、《普贤观经》。以上经典分别为不同祖师在传教中引用讲解，作为入道安心方便法门。
　　
　　更有趣的是，几乎每代祖师都有着作留传下来。其中虽不乏伪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弟子们对师传言教的记录和整理。如菩提达摩的《达磨论》或《二入四行论》[22]，四祖道信（580—651）的《菩萨戒法》、《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23]，五祖弘忍（601—675）的《修心要论》（也称《最上乘论》[24]、《一乘显心论》），北宗神秀（？—706）的《观心论》[25]和《大乘无生方便门》[26]，六祖惠能的《坛经》等，都属于这类着作[27]。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中土最初禅宗五祖并不反对学习经典。
　　
　　对惠能本人一生的分析更能说明惠能对经典文字的态度。首先，大量事实证明，惠能并非目不识丁。惠能的家世有能力为幼年的惠能提供一定的教育环境。《景德传灯录》卷第五记载，惠能“俗姓卢氏，其先范阳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宦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岁丧父，其母守志鞠养。”这一段史料告诉我们，惠能的父亲卢行瑫是地方官员，唐武德年间（618—626）被贬官至新州。按古代婚姻门当户对的风俗习惯，惠能的母亲不太可能来自一个目不识丁的家庭。据饶宗颐教授考证，惠能的母亲当出生于北方大家族，知书识礼应是大户人家最起码的要求。因此，尽管三岁丧父，惠能仍然生活在具有一定家庭教育传统的环境里。更重要的是，据《释氏稽古略》记载，唐中宗“丁未十一月十八日，又敕韶州刺史重加崇饰，赐额为法泉寺，祖新州旧居为国恩寺。”正如饶宗颐教授评论所说，惠能出家前并非一贫如洗，而是有一定产业的。换言之，幼年的惠能，家境仍不错。这样的家境，为惠能幼年时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然而，惠能的父亲去世后，孤儿寡母的残酷现实使得惠能的家境一天比一天艰难，这也是意料中事。等到惠能长大成人，家境日益贫寒，惠能不得不以砍柴为生，侍奉老母。这在《释氏稽古略》中有生动的描述：“母守节育之。及长，家益贫。祖乃采薪，鬻而供母。”总而言之，从惠能的家庭环境来看，惠能应该接受过一定的教育。
　　
　　其次，古代的口语和书面语差异甚大，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不但看不懂，也听不懂文言文，更不用说博大精深的佛教经论了。然而惠能能听懂《金刚经》[28]和《涅盘经》[29]，这本身就反映出惠能有相当的文化素养。不仅如此，当五祖弘忍欲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上座神秀作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惠能听后不仅完全明白其深意，并立即评论说：“美则美矣，了则未了。”[30]并和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周所众知，没有较高文学素养之人，根本无法进行诗词的唱和。而古往今来，目不识丁而又能进行诗词唱和者，惠能当是唯一的记载了。综上所述，正如饶宗颐教授所认为的，“惠能不应是如《坛经》等禅籍所描述的那样目不识丁”，而是“有相当的文化素养”。
　　
　　即使惠能果真目不识丁，“不立文字”也不能成为鄙弃经教的依据。众所周知，看经读书固然是研习经教的方法，但在纸张发明前（如佛陀时代），听闻便成为最流行的学习方法。即使在今天，听讲座仍是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同样，惠能出家前便经常听人讲经说法。首先当惠能在新州（今广东新兴）卖柴时听一客人读诵《金刚经》，心有所悟，这便成了他日后拜见五祖弘忍大师的因缘[31]。咸亨元年（670），惠能33岁，母亲已去世，他取道韶州曹溪（今广东韶关），北上求师学习佛法。在曹溪，惠能白天与刘志略一起劳动，晚上在山涧寺听刘志略之姑无尽藏比丘尼诵《大涅盘经》[32]。惠能34岁那年到乐昌县（今广东省北）西边的石窟听闻惠纪诵《投陀经》[33]。最后，惠能在37岁那年终于抵达黄梅，从五祖弘忍学法。由此可见，惠能在拜见五祖弘忍之前，已听闻了多部经典。五祖弘忍认定惠能为法嗣后，向他传授《金刚般若经》要义，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于言下大悟[34]。
　　
　　依五祖弘忍指点，惠能南下避难，在猎人中潜踪十五年。后去广州受戒，系统听闻法性寺印宗法师讲《涅盘经》[35]、法达诵《法华经》[36]。寺院生活的耳濡目染，使惠能对当时流行的佛学思想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系统地听他人读诵或讲授大乘经典，使惠能对通途教义更加了然于心。这一切说明，惠能之悟道，非但没有脱离经教，经教反而是他悟道的重要因缘。惠能悟道后，住世说法四十年，接引学人的方法除随机点化外，还经常引经据典（如“摩诃般若波罗蜜多”）[37]。在《坛经》中，引用佛经开示弟子是他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他为无尽藏比丘尼[38]、志道[39]、志彻[40]讲解《涅盘经》，为达法说《法华经》，阐述“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之深意[41]，为智通释《楞伽经》[42]，解答永嘉玄觉禅师学习《维摩经》时的疑惑[43]，为内侍薛简阐述《净名经》真谛[44]。不仅如此，六祖还教诲达法，若能“心悟转《法华》”，而不是“心迷《法华》转”，今后便可继续持诵《法华经》。达法“从此领玄旨，亦不辍诵经。”[45]由此可见，惠能并非绝对排斥经教，而是反对某些宗派要求信徒只执着于一部或几部经论，墨守成规，死守经典。在他看来，如果不悟自性，徒然执着文句，读经有何利益？因此他强调诵经应领会宗旨，觉悟自性，直契本心，而不能只执着于文字，更不能被文字相牵着鼻子走。惠能的观点合乎佛教“依义不依语”的精神，正如洪修平、孙亦平所说：“执着于诵经固然是‘有念’，拘泥于‘不可诵经’，也是一种执着。按惠能‘出没即离两边’，破一切执着的观点，应该是读与不读，皆任心自然，念念无着便为解脱。”[46]
　　
　　临终之际，惠能运用三十六对法[47]为其十大弟子[48]阐述禅宗宗旨，教导他们如何讲经说法[49]。“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50]盖谓凡运用三十六对之际，无论出入，均应即离两边，以免使人滞言执义。最后惠能告诫他们“不要谤经，罪障无数。”[51]由此可见，六祖惠能本人非但没有否定语言文字的作用，恰恰相反，他还经常引经据典，随机开示学人。他的言论经后人整理，汇编成《六祖坛经》。
　　
　　惠能去世后，经弟子们的弘扬，南宗禅法大兴，最后形成了禅门五家[52]。禅宗尽管支派众多，各派又有自家独特的风格，但皆以《六祖坛经》为教化后学的基本依据。元代禅僧德异明确地说：“一门深入，五派同源，历遍垆锤，规模广大，原其五家纲要，尽出《坛经》。”[53]换言之，尽管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但各家在传播禅法时并未真正放弃文字工具，《坛经》恰恰成为禅僧们宗奉的经典法本。据杨曾文先生统计，迄今发现的各时代《坛经》版本已先后有三十一个（见下表）[54]。这表明在不同时期，禅师们根据不同需要，将《坛经》修订成不同版本。这种现象本身不仅说明禅师们在弘扬禅法时对《坛经》的依赖，也反映了禅宗思想的发展脉络。
　　
　　不仅如此，惠能之后重视经教的禅宗祖师大德大有人在。菏泽神会便是主张教禅一致的代表人物，他在传授禅法时，要人“依佛语，信佛教”，要人“广读大乘经典”。永嘉玄觉之精天台；印宗之讲《涅盘》；永明延寿“念《法华经》，计万三千部”[55]；仰山慧寂住观音寺时，曾出榜云：“看经次不得问事。”[56]曹山智炬禅师的如下观点代表了南宗对读经的普遍看法：“文字性异，法法体空。迷则句句疮疣，悟则文文般若。苟无取舍，何害圆伊？”[57]基于这种认识，很多祖师都赞同“知之一字，众妙之门。”[58]更有趣的是，入宋以后，不立文字的禅宗更是走上了文字化的道路，出现了大量的语录、灯录和对“公案”的拈颂评唱，借助诗歌偈颂或其它一些含蓄的语言“绕路说禅”，以体现禅“不说破”的原则，目的仍然是引导人们去体悟言外之旨或本来面目。
　　
　　从以上分析可见，佛陀菩提树下悟证之心法，一向是不可思、不可议、不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因为“至趣无言，言必乖趣”[59]。禅悟的境界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说似一物即不中”。任何语言文字都只是指月之指，而非月之本身，因而在禅门中强调“不立文字”。但“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60]，要教化众生，使之了悟佛法大义，又离不开言教，因此才有佛门的万卷经书。禅师为了方便接引，总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借助一定的语言，因此才有各种语录留传后世。这一切都说明，正统的禅宗从未离开过经教。
　　
　　既然如此，南宗提倡“不立文字”的真实目的何在？如果我们从佛教思想发展史来分析这一问题，就不难看出惠能对佛教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