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一个疯癫少年的宗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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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朽坏的时代     1472年，王阳明出生在浙江余姚（今属宁波）。幼名云，后改名守仁。因他曾在会稽山阳明洞建草堂，世称“阳明先生”。  余姚古属越地，自汉以来有“文献名邦”之称。对此，梁启超曾说，“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为明成化十七年辛丑科状元，曾为经筵讲官，向弘治皇帝讲解经义，后又历任礼部左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职。  在时人看来，王阳明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理应勤勤恳恳，子承父业，按部就班地走一条科考、入仕之路。  但是，王阳明不这么认为，时人也因此视他为一名疯癫少年。  其好友湛甘泉曾写道，王阳明在青少年时期有“五溺”，即“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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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好友湛甘泉曾写道，王阳明在青少年时期有“五溺”，即“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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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视之为不务正业。      以骑射之习为例。1485年，王阳明13岁，热衷于学习弓马之术，以及研读《六韬》、《三略》等兵书。次年，他和父亲同游居庸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不久，他又打算直接向皇帝上书，请求率军平乱。其父闻之大惊，“斥之为狂”，少年王阳明“乃止”。  再以神仙之习为例。1488年，王阳明16岁，前往南昌娶妻。婚礼当天，他却突然消失了。众人遍寻不见，最后发现他去了道观，“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  他还以疯癫之态，对待时人特别在意的举业。  婚礼过后，王阳明在携夫人返余姚途中，于上饶拜访了大儒娄谅。后者对举业不以为然，这种态度显然影响了王阳明，他还告诉王阳明：“圣人必可学而至。”这让王阳明对儒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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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本是其家之家学。当时，其父丁忧在家，课子弟读经以应举业，王阳明就随众人一起读书，但却被众人打趣：“彼已游心举业外矣。”  1493年，21岁的王阳明参加会试，但或许是之前“五溺”的原因，他落榜了。  对此，他非但不在意，反而安慰那些郁郁寡欢的落榜者，“慰之曰：‘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在王阳明看来，参加科考不过是个手段，目的在于获得机遇以“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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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这种想法，由来已久。  11岁时，他就曾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他将信将疑，反而对塾师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其父王华听了，不禁一笑，问他：“汝欲做圣贤耶？”  父亲的“一笑”之中，有慈爱之情也有期许之意。但在时人眼中，尚是童子的王阳明就这么说，无疑是大言不惭了。  时人不理解王阳明，那是因为他们早已忘记了读书之目的。而在王阳明看来，当时的科举不仅仅徒有虚表，还带来了败坏的世风。  而科举之所以有名无实，就在于它已经工具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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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以理学为官学。朝廷奉之为圭臬，以之取士，以之治国。但在实际上，朝廷的眼里只有服务于皇权永固的教条，它根本不尊重理学，也不尊重儒士。在它的眼里，无论是理学还是科举，都只是工具而已。  朝廷的这种做法，在明朝开国之初就表现得很明显。朱元璋为“治天下”，不得不标榜尊学重道，但在实际中，他不仅毫无顾忌地辱骂儒士为“竖儒”，而且动辄杖之戮之。 以《明史》所载李仕鲁事为例，朱元璋诏求理学硕儒，李仕鲁应诏，但他到任后，发现朝廷所谓尊崇理学，不过是叶公好龙，于是提出辞职“归田里”。朱元璋当场撕破了脸，“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  又如，《孟子》为儒家经典，但朱元璋却觉得尚需对《孟子》一书动以斧金，才能更好将之改造为维护皇权的工具。他命人删去《孟子》一书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85条内容，“自今八十五条以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  至于永乐皇帝，他一边严厉处罚批评理学之人，一边安排人编撰了以理学为“基”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将之作为官定读本和科举考试的准绳。  这种把“治国之道”教条化的后果便是，朝野上下皆是阳奉阴违之风。  王阳明进入壮年后，正值“朝纲紊乱”的正德时期。若是按照《孟子》所言，正德皇帝是个“望之不似人君”的家伙，他当此大位，热衷的却是天天让太监帮他找乐子。在太监之外，也有众多官员变着花样哄他开心。  对此，王阳明在亲历仕宦后，曾毫不客气地批评：“由科第而进者，类多徇私媒利……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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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败坏的何止是治道呢？当时的学道同样是一塌糊涂。对此，王阳明也曾严厉地批评说：“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适以行其恶也。”  但是，在刚刚出仕的时候，年轻的王阳明还在天真地做着“得君行道”之梦。  27岁那年，他再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几年后，正德皇帝即位。在新君改元之际，时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想要劝说皇帝“正心”。他上书一封，题为《乞侑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疏》。  其中的“权奸”，直指的是正德皇帝宠信的太监刘瑾。  而刘瑾正在权焰日炽，他不会因此倒台，迎来巨祸的反而是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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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流放者的悟道  这时的王阳明，依然是理学的信徒。  他如此相信“得君行道”，并不奇怪，因为他在效仿先儒。  在宋儒看来，“治道”与“学道”在周公和周公以前是合一的，比如周公即集“治道”和“学道”为一身。在周公之后，“治道”和“学道”发生了断裂，从此，儒士自可行“学道”，但若想行“治道”，就必须以“得君”为先决条件。  宋代时，儒士们这么认为，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宋代的“不成文法”为皇帝和士大夫“共定国是”，即便有士大夫开罪了朝廷，也不用担心杀身之祸，甚至引以为荣。以王安石为例，他常与宋神宗面争于朝，每每“辞色皆厉”，而神宗则“改容为之欣纳”；再以范仲淹为例，他第一次遭黜，“僚友饯于都门曰：‘此行极光。’”他第二次遭黜，“僚友又饯于亭曰：‘此行愈光。’”他第三次遭黜，“亲宾故人又饯于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谓送者曰：‘仲淹前后三光矣’……客大笑而散。”  但是，在王阳明上书之际，时代变了。  这是在中央集权登峰造极的明代。  刘瑾看到王阳明的上书，暴怒。他票拟圣旨，将王阳明杖责四十。还令亲信监督，加力杖责。  受此酷刑，王阳明“既绝复苏”，随即又被流放贵州龙场为驿丞。  迫害到此并没有结束，在王阳明前往龙场途中，刘瑾又派人行刺。王阳明佯装沉江，骗过刺客，九死一生，到达龙场。  今日龙场，距离贵阳不过七十里，山明水秀，因是阳明学诞生之地而有异彩，但在五百年前，对于内地人来说，那却是一个难以驻足的地方。    《阳明先生年谱》记录当时的情形为：“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从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  在龙场，王阳明先是以荆棘为篱，垫土为阶，自建了一座茅草屋。后来，他发现了一处钟乳洞，又搬家到洞中。  他还开荒种地，产出的粮食自给有余。  就像画家高更在塔希提岛似乎回到了天地之初一样，王阳明在龙场也遇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这里的百姓还过着“与鹿豕游”的生活。以文明的眼光而言，可以说他们“野蛮”，也可以说他们“质朴无文”。儒家向来认为，文质应相当，若繁文兴而实行衰，世道反而会一塌糊涂，倒不如敦本尚实、反朴还淳。  龙场百姓说着让人不知所云的话，他们向王阳明问好，也送食物给王阳明，王阳明则送余粮给他们。  有时，王阳明和龙场百姓共办宴会，大家一起酩酊大醉。  王阳明可以“自得”于这样的生活，但随他到龙场的三名家仆却不堪忍受，以至于抑郁成疾。  他自幼性格“和易善谑”，后来为了“格物”之学，也曾“端坐省言”。在龙场，他看到仆人抑郁不乐乃至闷出病来，就仍然用他爱开玩笑的性格为他们排忧解烦。  对此，《阳明先生年谱》载：“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  从王阳明在龙场所做之诗看来，他把仆人们的情绪调节得真不错，“童仆自相语，洞居颇不恶。人力免结构，天巧谢雕凿。”  也就是说，仆人们开始称赞这个山洞，觉得住在这里面还是很棒的嘛。  解仆人之问题易，解自己的问题难。在龙场，王阳明不断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如果他是一名隐士，这个问题不难解答。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隐者。道家中人，有出世之思，成为隐者是很自然的事。即便是儒士，如果有很强烈的“道真”之心，也会成为一名隐者。    在龙场，王阳明写了很多诗，其中很多首带有陶渊明诗作那样的隐逸风格。比如，他在《观稼》中写道：“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种蔬须土疏，种蓣须土湿。寒多不实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   不过，王阳明只是羡慕隐者那份遵守“道心”的态度。他认为，身为一名儒者，还是应尽济世之责，但不应为世俗所累。  但在如此朽坏的一个时代，在如此支离破碎的一个人间，他又能如何做呢？  在溪水边，他头上生出的白发倒映在水面上，而这时的他才36岁。他愕然不已，做诗感慨：“年华若流水，一去无回停。悠悠百年间，吾道终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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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终于从心底升起了。  《阳明先生年谱》载：“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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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底悟到了什么？  根据宗教学的研究，这样的在寤寐中不觉欢呼的体验，反映了人在恍然大悟之际的愉悦感。在这一刻，他得到了他一直想要得到的终极答案。  按照《传习录》中所载，那就是“心即理也。”  这是儒学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心学从此诞生。  一般而言，朱子学之要归于理，故为理学；阳明学之要归于心，故为心学。关于理学与心学之别，各方论述已多，本文对此不做解析。在此，要问的是，阳明之悟为历史带来了什么变革？  那就是，儒学第一次放弃了“得君行道”的观念。一次在儒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变革，即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