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其意而用之——禅宗的“倒用法”

猫咪

反其意而用之——禅宗的“倒用法”

　　文/薛玉楠
　　
　　众所周知，禅宗六祖慧能得五祖弘忍的关注，以至最终得以传授衣钵，在于其对神秀偈子的“倒用”——反其意而用之。这一“倒用”，不但揭开了中国禅宗的新篇章，也道出了禅宗僧人最具特色的思维方式，甚至广泛影响到文人士大夫。
　　
　　现在所能知晓的六祖慧能“倒用”的具体案例仅此一个，但是慧能却为禅宗后人留下了“倒用”的方法与窍门，这也即是《六祖坛经》中所记载的“三十六对法”，所谓“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于性相。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法对。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这是慧能教授弟子们如何为人说法，其中隐含着很多内容。它告诉禅宗弟子，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只要有所肯定或者否定，就是不究竟、不完满的；然而事实是只要有言语文字，就很难做到“出没即离两边”，“出语尽双”。因此，原本是传道说法的艺术，如今成为对别人言语“拾遗补阙”的艺术！因为把话说得完满，远不如发现别人话语的不完满来得容易。而这种“拾遗补阙”，正是要将别人的原意反向而用之，在两方面的相互攀援中，达到“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
　　
　　不过在当时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来表述这种方法。这时出现的一桩著名事件，为禅宗僧人们提供了绝佳的方便，确立了这种方法的早期称谓。《旧唐书?段秀实传》记载：“韩旻追驾，秀实以为宗社之危，期于顷刻，乃使人走谕灵岳，窃令言印。不遂，乃倒用司农印印符以追兵。旻至骆驿得符，军人亦莫辨其印文，惶遽而回。”这段史料记载了唐朱泚伪迎天子，段秀实“倒用司农印”以追其兵的故事。“倒用司农印”便被用来比喻在非常情况下善于应变的行为。
　　
　　这一故事与禅宗的开悟有着微妙的联系和惊人的相似。对于禅宗来说，开悟是透脱生死关的大事，是真正的“非常情况”。其次，禅宗说法的手段，其出发点就在于抓住语言本身与“离两边”的目的之间的矛盾。“印”在佛家是指法相楷定、不易的意思，然而禅宗认为，任何凝固的教条都是不完满的，所以强调“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也可谓是善于应变到了极致。因此，禅宗将此典故用于概括自己的说法手段，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禅宗的发展、法门的繁盛、语录的出现，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语言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倒用法”的盛行。在各种禅宗作品中，所谓“倒用魔王印”、“倒用西祖印”、“倒用如来印”、“毗卢印倒用”之类的言语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以“倒用魔王印”为例：“贪欲瞋恚痴，继之如钩锁连环，相续不断……若能一念缘起无生，不离贪欲瞋恚痴，倒用魔王印，驱诸魔侣，以为护法善神，且非强为，法如是故。故《净名》云：‘佛为增上慢人，说离淫怒痴，为解脱耳。’若无增上慢者，佛说淫怒痴性即是解脱。”为有增上慢的人，说“离淫怒痴”方是解脱；为大根器人，说“淫怒痴性”即是解脱，这就是“倒用魔王印”——逆转世俗思维，直探本源，了达不二之理。
　　
　　除了阐明佛理，这种方法也被文人士大夫广泛应用。北宋释惠洪的《东坡居士赞》中评价苏轼的文学特色及其成就时说：“倒用祖师之印，檄万古而疾驰。如河汉之流，无有穷极。如烟云之出，无有定姿。”这里用“倒用祖师之印”的词汇，赞赏苏轼善于对历代先贤思想进行反其意而用之。
　　
　　禅宗的这种思维深深地影响了唐宋时期的文人。北宋王庭珪《圆通赞》中写道：“维摩倒用那罗印，用证初心岂或沦。”《维摩诘所说经》中说：“那罗延菩萨曰：‘世间、出世间为二。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维摩诘“倒用”那罗延菩萨的话，强调出世间性空，即是世间。“倒用那罗印”成为维摩诘表述圆通境界的手段。王庭珪在这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就纯文学而言，南宋陈善的说法更具有代表性，他在《扪虱新话》中说：“大抵文字中自立语最难，用古人语又难于不露筋骨，此除是具倒用大司农印手段始得。”一语道出了宋人对于创作困境的清醒认识，并指出了解决困难的方法，即：将古人语“反其意而用之”，这就是文学中的“倒用大司农印”。
　　
　　到后来，“倒用法”逐渐被文学所采用，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一种创作方法。在南宋杨万里的《诚斋诗话》中称之为“翻案法”，将此作为表示“反其意而用之”的专门概念。在宋末元初学者方回的《碧岩录序》中，甚至直接说禅宗的方法是“翻案法”：“自达摩至六祖传衣，始有言句。曰‘本来无一物’为南宗，曰‘时时勤拂拭’为北宗。于是有禅宗颂古行世，其徒有翻案法，呵佛骂祖，无所不为。”而“翻案法”本来源自于禅宗的思维方式，这种文学创作方法与禅宗的密切关系已经逐渐为人所淡忘。

　　——选自《中国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