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
http://www.zhibeifw.com/upload/xxgx_fjykx/20120924123422_odlb.jpg科学与佛学之间是否有对话的必要？欲探究竟首先得厘清两者的研究范畴，再探讨佛学（和一般的性灵学）是否可以适切地弥补科学的不足，尤其是在伦理、个人转化、认识自我和真实的性灵方面。佛学向来所重视的问题，也是现代物理学的基本问题，因此，科学是否也有助于佛学对真理的探索？ 马修·李卡德（以下简称马）：你从越南到美国，在那里以天体物理学家扬名，这一段历程相当令人钦佩。请问，是什么原因使你投身科学？ 郑春淳（以下简称郑）：一九六○年代陆续有许多重大发现，堪称是天体物理学黄金时期，诸如探知“大霹雳”余热形成宇宙背景辐射；发现完全由中子构成的脉冲星（或称波霎）；确认在宇宙国家级附近的极遥远太空天体中，类星体释出极强大的能量。我初到美国的时候，人造卫星探测太阳系已进入全盛时期，我还记得当时在教室屏幕上观看太空探测船“水手号”传回第一批火星表面照片时的惊诧之情。那些干燥、荒漠的照片告诉世人，火星上没有智慧生物。 十九世纪天文学家所看到的运河，不过是沙暴所形成的视觉幻象。置身如此的知性激荡氛围中，我注定要成为天体物理学家。自此之后，我不断透过最新型望远镜观测，宇宙奇观总是令我在惊艳的同时，思索它的本质、源起、演化和最后命运。 你认为科学生涯有什么不圆满之处？且不说别的，你抛开巴黎的生物实验室，前往尼泊尔藏传佛教寺院，就是个非常之举。 马：这是水到渠成，自然而化，是在逐渐引人入胜的人生意义探索上的一步。其实，我所做的不过是跃过一块块石头，跃进一座座山谷，深入更为美妙的境界。我循着自己的热情而行，同时尽量让难得的人生没有片刻虚掷。我有幸能在这三十年间随侍多位佛教名师。这体验虽是单纯直接，却也极为深邃，难以形容。人性和灵性圆满一望而知，但智能、知识、美善、高贵、纯朴、端严和圆融等寻常字眼却不足以形容。 我认为，每个人应该及时而行的是，确实正视自己的人生，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当然，科学研究也很有意思，但我总觉得自己仿佛只是在点画布上加上一个微细的色点，丝毫不知最后的构图是什么模样。为此而放弃人生存在的特有机会是否值得？反之，在佛学里，出发点、要达成的目标、达成目标的手段、途中的障碍，全都清清楚楚。你我只须返照自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心往往是受制于我执，而这我执又源自深重的无知，不知自性和世间实相。这样必须会使得我们自己和他人都受苦。我们的当务之急便是阻止这种事态，而发展爱和慈悲，循着开悟之道去除无明，就是达成这目标的手段。日久功深，自会产生有形的变化，创造出稀有的喜乐，排除时时助长狂热的希望或恐惧。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跟科学家对话之举？ 马：佛教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实相（reality）的本质，而科学在洞彻世界本质上提供许多令人赞叹的见解。 郑：我的研究工作经常会质疑实在、物质、时间和究竟，而每回碰到这类观念，我总不免心想佛学如何处理这类问题，以及科学的实相观如何响应佛教的实相观。这两种观点究竟是相应还是相左，或者两者毫无共通之处？我不曾涉猎佛经，缺乏解答这类问题的必要知识。 马：表相背后是否有个确切的实相？我们把周遭的世界视为“真实”，但这现象界的源头又是什么呢？有情生命与无情生命、主体与客体之间又有什么关系？时间、空间和自然律当真存在？两千五百年来，佛教大德一直在研究这些问题，佛学文献充斥着逻辑论述、概念理论、各层次现象界的分析，以及探索意识层和心性究竟本质的哲学论述。 郑：你的意思是说，佛学是心灵科学？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与自然科学同义的科学——同样是以观察和数学语言为基础的学科？ 马：科学的真实性不一定要依赖物理测量和复杂的方程式，一项假设的真伪，可以用严谨的方式进行内在体验来验证。佛法从分析入手之后，往往会采用“思考实验法”，在心里进行假设实验，这种实验虽无法以物理方式进行，却能得出无可辩驳的结论。这种方法也广为科学界采用。 郑：没错。思考实验在物理学上尤其极为有效，爱因斯坦和许多出色的物理学家，不但运用它们说明物理原理，更藉此指出物理条件上的吊诡之处。譬如说，爱因斯坦在研究时间和空间本质的时候，就想象自己骑着光粒子，在思索引力问题时，仿佛看到自己置身电梯内坠入真空。 据我所知，现代物理学的探索的确有很多方面出奇地响应佛学的考察，但不知佛学何以对现代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如此感兴趣？ 马：当然，佛学主要关注的并不是科学，会对科学发现有兴趣，只因佛学长时期以来一直在探讨类似的问题。分别而不可分离的粒子，是否为世界的“筑基要素”？它们是确实的存在，还是帮助我们了解真理的概念？物理定律是否不可变异，是否和“柏拉图理想”一样，有个实相的存在？不渲染表面上的协同之处，探讨科学与佛学之间的相异和契合点，或许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这个世界。 佛学研究主要立基于透过生命直接体验的知见，不受拘谨的教条所羁，随时可以接纳体察到的真正实相观。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弥合事物的实相和表相之间的差距。佛陀常劝诫弟子防范盲信之险。他说，“诸比丘，如智者得黄金，烧炼割截复砻磨，汝于吾言应思择，勿以尊重而受持。” 但是，单纯的累积知识还不够。我的老师钦哲仁波切曾说，“如果累积知识学问只为求得名闻利养，让自己变得有影响力和有名气，那么，你的心理状态跟向富人揩油的乞丐无异。这种知识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俗话说得好——‘恃才而骄’，若不能降伏牢系于自己生命之中的负面倾向，如何成为别人的助力？你若自以为可以，就等于是身无分文的乞丐说要宴请全村一般，不过是笑话一句。” 修行生活成功的迹象不少，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经过几个月或数年之后，我执日减，利益他人之念日长。倘若贪着、嗔恨、骄慢和嫉妒心依旧炽盛如昔，那么你就是虚掷光阴，直下盲谷，愚弄他人。反之，自然科学的知识虽可使我们得以积极或消极地影响世界，对自身的影响却相对偏小。科学知识既与善或利他无关系，显然就无法创造道德价值观。因此，我们需要思证科学，以心来察觉心，来去除造成自己和他人许多苦的根本虚妄。 郑：据我所知，佛陀的教示基本上是很务实的。他说，生命的主要是自我改善，不是担心宇宙的起源或物质的本质。 马：有人向佛陀请教宇宙源起因缘时，不断提到与性灵修为无关的问题，他默然以对。基本上，佛学就是开悟之道。因此，佛学为不同形式的学问，特别是在有益和虽有意思但对开悟帮助不大的知识之间，建立一套自然位阶等级。 郑：佛教所谓“开悟”是什么意思？ 马：是结合无量慈悲的最高知识状态。这时，知识不只是数据累积或把现象界分析到极微的叙述。开悟就是了解相对形式的存在（我们所见的事相）和究竟形式的存在（同一事相的本质），其中包括我们的心和外在世界。这种知识是对治无明的根本良方。 不过，我们所谓，不是指单纯的信息不足，而是指不实的实相观，使我们认为周遭事物都是恒久和实存的，或以为我是真实不虚的，从而导致我们误认为倏起倏灭的喜乐或减缓痛苦为恒久的快乐。此外，这种也会使我们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之上。我们受到满足我执的事物牵引，对有碍我的事物则心生厌恶。如此一来，渐渐地，心理混乱越来大，终至出现以自我中心为主的行为。无明相续不绝，破坏我们的内在平和。就这一点而言，我必须承认，知道星星的亮度和彼此间的距离或许有一定的实用性，但却不能教导我们如何成为更完善的人。 郑：这正是我认为佛学虽不重视知识，却无碍我们灵性与道德演化及日常行为的理由。但不知了解宇宙的源起和最终命运，或时间与空间的本质，如何能协助我们臻于涅槃境界？ 马：又有一人请教佛陀有关宇宙学的问题。他掬起一把树叶，问道，“我手中树叶多，还是林中树叶多？”“当然是林中树叶多。”“如是，如是，我手中之叶代表的是终结苦的知识。”佛陀藉由这种方式开示，有些问题是多余的。世间的学习广大无边，数量多如林中树叶，但若我们所求的不过是开悟，最好是把心思完全集中在这个目标上，只汇集跟我们的追求直接相关的知识即可。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若要去除无明，须得正确了解外在世界和我执，乃至我们所谓“实相”的本质。佛陀于是以此做为他教示的中心主题。此外，他也强调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和现象本质上的不同，以及这类混同所形成的不正效应。在光线幽暗的树林里，见光照绳现，露出实相，恐惧自然消失。佛教的思择结果显示，个别的我和世间的外在现象并不是分离的，“我”与“人”之别纯属妄见，佛教称实在的真实状态为“空性”，或是没有本质上的存在。我们最大的误谬之一就是，相信自己的知见为具体实相。而这具体实相的观念已主导西方哲学、宗教和科学思想两千余年。 郑：不错。一直到十九世纪为止，古典科学都主张客体都有个内在性的存在，受着明确的因果律所支配，但二十世纪初所发展出来的量子力学，非但大大减损此种物质基本成分皆有明确存在的观念，更质疑世界是否受着严格的因果律所支配。佛教的空性观似乎与量子力学的实在观符合。不知你是否可以进一步说明空性观的意义？ 马：佛教讲空性即是事物的究竟本质，意思是说，我们所见的周遭事相，亦即我们这个世界的种种现象，缺乏自主性或恒久性的存在。但空性并不是早期西方评论家议论佛教思想所说的虚无或万象俱寂。佛学根本就不支持虚无主义或“无”的信仰。空性并不是不存在。既然不能说真存在，自然也不能说不存在。《金刚般若论》说，“若人执空性，是云不可救。”为什么不可救？因为禅定空性虽可化解现象真实存在的信念，但若执着于空性本身，使得它变成信仰的对象，便会坠入虚无主义。因此，文中接着便说，“智者不执有，亦不执无有。” 在理解实相的真正状态的这一部分，我们称之为空性。佛学试图理解所谓不可分割的物质粒子的存在或非存在性。依照佛教的说法，学习理解（现代科学有助于厘清）事相的根本不实性，乃是灵性之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性灵之学和世间学识相互发明，彼此增长。两者的终极目标都是要去苦离难。 郑：你提到这一点正好是我许久以来对科学界的疑惑。你有所不知，我十九岁前往加州理工学院，得以亲炙诺贝尔得主和国家科学院院士等最伟大的科学家。当时我天真地以为，才气和创意必然会使得他们在人生面、特别是人际关系上超人一等。我相当失望。你可能是伟大的科学家、是那个行业里的天才，但在日常生活上依然是无聊可厌。这不相称的情况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心想，佛法或其它形式的性灵学，或许可以弥补科学的不足地方，特别是道德伦常上。 伟大科学家在人际关系上乏善可陈，科学史中不乏其例。堪称除爱因斯坦之外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就是个明显例子。他对待伦敦皇家科学院同事的态度极为专横，曾诬控莱布尼兹剽窃他所发明的微积分学（其实是两人分别发明），又以恶劣方式对待对手——御用天文学家弗兰史蒂德。更等而下之的是，勒纳和史塔克这两位荣获诺贝尔物理奖的德国物理学家，都宣称“德国科学”优于“犹太科学”，热烈支持纳粹及其反犹太行动。 一个人兼具科学才情和敏锐的道理伦理，虽偶尔有之，但极为罕见。被《时代》杂志誉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人物爱因斯坦即为其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因斯坦签署反战陈情书，无畏地反对德意志皇帝；纳粹主义在德国势如燎原时，他成为热忱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时也提出阿拉伯人在研议中的犹太建国地中的权益问题；移民美国后的他，在笃信和平主义同时，支持美国武装介入以制止希特勒。他体认到同盟国必须阻止德国人发展原子弹，于是致函罗斯福总统，从而衍生出“曼哈顿计划”；长崎和广岛毁于原子弹后，他强烈反对核武器扩散。他反对麦卡锡主义，并以他崇高的声望抨击各式狂热主义和种族主义。 不过，爱因斯坦的私生活也有阴暗面。他是个冷漠的父亲，有时甚至是不踏实的丈夫；他跟第一任妻子离婚，又冷落残障的女儿。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在他私生活上仿佛有一条断层线，“像我这样的人，经历了决定性的人生转折点之后，对纯粹个人和短暂无常的事便兴味索然，而把我所有心力投注到对事物的了解上。” 马：毋须谴责或溢美科学家。重要的是，科学才情和人文价值观之间缺乏关联。这也使我们得以把科学放在它应有的位置上，从更广大的人生角度上来看待，并问它的真正作用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性灵就是个人转化的方法，是人类基本需要，不是纯粹弥补科学的不足而已。这是科学界真正的问题所在。个人转化绝非易事，即便是专精一志也不容易，若是只把它的重要性摆到次要地位，成功机会自然更加渺茫。性灵转化本应在生存上占有核心地位，如今既视为选择性的附属物，把它放在背景地位，整个科学事业便因而蒙上阴影。科学事业的意图不明，手段往往未经妥善评估，结果就会出现两极化；若不是基本上出于正面和启智的动机，则探求知识可能的极限必须会优于想要或必要的考虑。 有些科学家认为自己的工作完全在于探索和发现，至于如何利用研究成果就不是他们的责任了。这种立场纯属妄见、率性无知，或者等而下之的公然诈欺。知识产生力量，力量须有责任感，应为负责起自身行为的直接或间接后果的意识所制衡。 科学研究通常（但未必）动机纯正，只是后来落入政治人物、军人和商人手中，用途才令人质疑。科学、权力与经济关系密切，这是任谁也不能轻忽的。然而，研究成果遭到“误用”虽是不难预测，却鲜见科学家出面质疑，纵然有也是在实际起疑惧之后，那几位原子弹之父就是这种情况。其他人甚至抛开基础研究应有的中立性，公然协力生产细菌武器等各式招来苦难的工具。 郑：科学家刻意致力于发展死亡和大量毁灭性的工具实在无可原谅。越战期间，我骇然听说多位极出色的美国科学家，包括若干诺贝尔奖，都是五角大厦所设置的“杰森委员会”成员，为军方开发新武器提供建议。这些大人物每个月开会，只为了设想杀人无数的武器，令我震惊不已。 马：瑞典政府在一九三六到七六年间，强制六万名“劣等人”绝育；一九三二到七二年间，美国“公共卫生署”为了研究梅毒长程演变情况，把四百名亚拉巴马州贫穷黑人公民当白老鼠。卫生署承诺，只要患者同意定期接受检查，便提供免费健保，外加一些小利（包括五千美元丧葬费）。事实上，患者根本没有接受任何治疗。这份所谓《塔斯契基黑人男性手术治疗梅毒研究》报告，不过是研究未治疗梅毒的演进，执行研究的是医生和有份量的科学家，后来也把研究成果发表在许多同样望重一方的医学刊物上。二十四人死于梅毒，一百人亡于二度并发，四十位患者妻子与婴儿受到感染。 这项研究还是因为一名叫海勒的女记者报导，引起一般大众注意才戛然而止。执行研究的卫生署没有人表示丝毫歉意。但这些人是自由国度里的公职人员和研究人员，并不是纳粹医生，受害者虽然最后获得少许赔偿，却没有医生因此受审。一直到一九九七年，克林顿总统才以全体美国人名义表示道歉。 一九七八年，吉村寿人医生因“环境适应学”研究获日本政府颁赠最高荣誉奖章。吉村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七三一部队指挥官（译按：吉村在战后曾任厅主任研究员、京都府医科大学校长），利用中国和盟军战俘进行多项实验。其中，环境适应研究包括把战俘推入冰水里，再以铁锤敲击，藉以判断他们的四肢是否已开始冻僵。其它的实验还包括发放感染炭疽菌的巧克力，观察中国儿童死亡的速度。这些虽是特例——一般而言，科学大多数致力于改善人类环境——却足以显示科学不具备内涵的伦理性。 郑：我深信科学家不应对自己的研究所造成的后果一昧保持冷漠，特别是在军事领导人、政治人物和商人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发动战争、增长自身权势，或剥削穷人和破坏环境以赚取更多金钱时，他们更应负起责任。 马：军火交易正是最令人恼怒的富国伪善证据之一，譬如，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所产生的武器，就占全世界的95%！这是伦理和责任彻底失败的又一例证。 富裕国家在资源浪费上也是同样情况。六十亿美元已足可满足全球基础教育开销，但欧洲和美国每年花在香水上的钱就有一百二十亿美元，全世界花在不法毒品和军火上的钱，更高达四千亿和七千亿美元。 郑：同样地，基础研究和人类智能不过是工具，这些脱轨行为不能怪罪他们。 马：确实，有害或无益的利用研究成就只是反映伦理薄弱。但这不是理由。有些科学研究结果的应用，如基因学和原子能，或许可以引起大众的兴趣，但绝大多数人不见得关切伦理问题。这只是特别委员会研讨的事项，结论对日常生活没有太大影响。政治投机主义盛行，更糟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市场法则高于一切。 美国制药公司葛兰素（Glaxo）是个绝佳的例子。葛兰素扬言，南非和泰国若以一般人买得起的价格自行生产三重治疗艾滋病的药物，该公司将会控告两国政府。葛兰素显然有能力剥夺数百万患者多活几年的机会。这等于是恶形恶状地拒斥利他主义（前不久葛兰素才同意降价提供治疗艾滋药物给发展中国家）。 不仅如此，富裕国家的艾滋病研究经费充裕，以亚洲和非洲贫穷国家根本买不起美国药品的现况而言，让穷国自行自产治疗药物，该公司的总销售额其实减少不到1%。以我现居的尼泊尔来说，受感染人数估计占总人口5%至10%之间，却没人接受治疗。尼泊尔平均工资却只有五十美元。我不难想象，这种商业策略令诚实的科学家多么深恶痛绝。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有毒气体排放到大气中会严重影响我们生活已是不言自明，各国政府却完全没有能力加以限制。如今唯有仰仗每一个人的决心，展开全球性的运动才有可能化解。在这一方面，非教条性的性灵方法，如佛法，或许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郑：愿闻其详。 马：我所谓“非教条”，是指不要谴责进步，天真地呼吁世人回归不合时宜的生活方式，但也不要盲目认同年经济成长和科技发展式的进步是人类幸福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的目的若是要求得自身存在的深层满足，那么，有些东西是根本，有些则可以舍弃。佛法看待世事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列出一张目标与行动的优先级表，从而掌握自己的人生。佛法对苦乐作用的分析，很明确地显示自利与利他的结果殊途异轨。 郑：这跟伦理有何关系？ 马：伦理的基础极为单纯，就是凡事本身没有所谓善或恶。善恶全由造成我们自己或他人的苦乐而定。如果我们采取真正的利他态度，念兹在兹的是他人的福祉，那么就会成为我们最确切的判断指标，届时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哪些行为会带来较多的乐和减少更多的苦。这是直接体验，而不是道德学说或一套预设的规则，也就是意味着时时关照自己的动机。心好比是水晶，置于何地就带着那个地方的色泽，它本身是中性的。不论行为的表面如何，决定行为真正本质的是我们的意图。 重要的是，不要谴责被瞋恨、贪着、骄慢或嫉妒所控制的人，但也不要把这些负面的情结当做是本来就免不了的而予以宽容，而是要视其为疾病征兆，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治疗的。佛教的方法其实很实际。科学研究提供我们信息，但无法带来性灵成长或转化。相形之下，性灵或思证的法门“必定”可以让我们在看待世间的方式上产生深刻的变化。佛法跟量子物理一样，只是“知道”我们的意识不能自外界实相抽离还不够，还必须透过亲身“体验”来了解，我们的意识就是这全体实相的一部分。从理论理解迈向直接体验，乃是解决伦理问题的关键。一旦我们的伦理反映出我们的内在特质，并引导我们的行为，言行思虑之间便会自然流露，从而使得旁人潜移默化。 郑：所以，这就是如何把理论和体验配合的事了。 马：没错，如此才能彰显体验的真正价值。科学上发现我们自己的意识和整个实相界关系密切还不够，更需要把心融入这发现的含意中，并在生活上做出相应的改变。修行佛法的人都知道，一旦体验自己与世间相依相存，对所有生命自然充沛着莫之能御的慈悲——使自己的存在彻底转化的慈悲。举例来说，见过尊者的人都知道，片刻的亲炙胜于聆听上百场爱与慈悲的演讲。 至于佛教的发现和转化方法，大体而言是渐进地从吸收和学习着手，进行知性的分析，经由禅定，亦即崭新的行为处事方式，而臻于与自己的存在合而为一的。在这种情况下，修行表示让自己熟悉看这世界的新方法。由悟解而修行，从而表现在行为上，如此便可直接从知识趋向精神修为，成就行动伦理观。 我们的社会网罗大思想家来设置伦理委员会，智者却不多见。在我现居的社会里，如果把不具备无可议论的人性特质的人纳入这样的委员会，会令人匪夷所思。我们很难想象擅于开示性灵的精神宗师，同时也是易怒、虚荣或恶劣的父亲。没有人会跟他们请益。 郑：在西方，“智者”委员会通常是根据专业标准来选择，人性特质并不是那么重要。可是，真正的智慧显然是心与智等量齐观。性灵方法可以提供我们个人行为的指南。在我的本行里，我们遭遇到许多伦理上的问题，诸如核扩散、环境破坏、复制、基因操控，乃至选择若干的人性特征，到了二十一世纪必然会更加明显。 科学研究是否该管制？答案需细加思量，因为我们同时也得保障创作和发现的自由。我们已经见到前苏联等独裁政权对科学的不利影响，如俄罗斯的李森科（Trofim Dinisovich Lysenko）事件即为此例。李森科因独获斯大林的支持，压制所有的反对声浪，在没有任何实验证明的情况下，于一九三二到一九六四年间强行推动基因根本不存在的观念，使苏联的生物学和基因学落后数十年。世人应该知道，有些研究会误入歧途。如基因“修补”可能导致新优生学，以及维持所谓优等各族和消除“异常”或“低劣”者的观念勃兴；又如以发明晶体管荣获诺贝尔物理奖的肖克莱（Williams Shockley），晚年即大力提倡以智商为根据的绝育计划。 我认为，有些研究牵连道德甚大，科学家若不事先衡量清楚不宜贸然投入。该怎么做这种决定呢？我跟你一样，认为应该根据佛教所说的利他和普世的现任感。科学界应该对自己的研究有规范，以免伤及他人；但是，这是知易行难，要科学家衡量自己的研究有何反响谈何容易。且举人众所皆知的例子，爱因斯坦绝对想不到，在研究狭义相对论之际所发现的质能等效原理，会导致发明原子弹和灭绝长崎和广岛居民。 马：复制多莉羊引起相当歇斯底里的反应，又是另一个例子。基因学和原子物理学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出在如何应用上。诚如美国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在一九九二年演讲中所说的，“造化不偏不倚，是人攫取自然力量使世界变荒漠或荒漠开满花。原子无恶，恶只在人的心灵里。”科学可以保人性命，也可以发明武器摧毁生命。关键不在箝制研究——这是不理想甚或不可能的举动——而是要更加重视那些能启迪研究人员和决策者的人性特质。智力、财富、体力、美丽或权力亦然；这些可以为善为恶的工具，本质上都是中立的。正因如此，佛教修行最重要的便是开发利他行为。 摘自《僧侣与科学家——宇宙与人生的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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