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革命先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5〕，坐飞机回广东〔6〕了。吴佩孚〔7〕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8〕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9〕，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10〕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11〕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第一件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这是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第二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组织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三等。湘西一带，在袁祖铭〔12〕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的农民还全未组织起来，这是第四等。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湘南各县次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据去年十一月省农民协会统计，全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数中，约有一百万是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内农会势力大盛时期组织的，九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现又经过十二月、一月两个月，农民运动正大发展。截至一月底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了二百万。因入会一家多只登记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计，群众便约有一千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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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师兄分享 红军“打土豪”：“有土皆豪，四境骚然”
作者：東時8
发表时间:2016-02-05 10:54
“土豪”成为网络流行语后，很快风靡全国。朋友见面，少不了相互调侃几句：“今天摊煎饼加了五个鸡蛋，我真是土豪啊！”“听说老兄你买了辆辆凯迪拉克。土豪，我们做朋友吧。”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土豪”，其实着重的不是“豪”，而是“土”，在内心中含有那么一点点鄙视：这家伙真有钱，但也太没品位了。
“土豪”与“劣绅”并列
此后，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土豪都普遍存在。《水浒传》中的曾头市、祝家庄都是标准的土豪，他们划地自守，对抗土匪。两宋之交的时候，朝廷甚至曾征发土豪去***民变、抵御外敌。欧阳修给宋朝土豪下过一个定义，“所谓土豪者，乃其材勇独出一方，威名既著，敌所畏服，又能谙敌情伪，凡于战守，不至乖谋。”截止到两宋为止，土豪都是一种体制外力量，他们握有武力，对地方政府构成一定的威胁，被朝廷视为隐患。
明清时，土豪的身份发生了改变，“土”字作为土著的意思减弱，可以简简单单地解释为土地了。从此，有土地的大富豪就是“土豪”了。
古代土豪掌握武装力量
我们知道“土豪”这个词，恐怕大都是缘于中学历史教科书。北伐期间，国共合作，两党联手在各地开展起“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原本中性的土豪一词被同“劣绅”并列，只好随之万劫不复。
1926年底，北伐军攻入武汉，开启了“打土豪”的先声。农会的“革命热情”被激发起来后，打土豪的节奏逐渐就脱离政府掌控，自行组织群众对土豪殴打、游街、罚款，乃至枪毙。为了约束农会，两湖等革命地区的G·M·D党部在中共干部的帮助下，制定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如湖北规定，“凭借政治、经济、门阀身份以及一切封建势力或其他特殊势力”，曾经有过“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及作反革命宣传者”“借故压迫平民，致人死亡者”“包揽乡间政权，武断乡曲，劣迹卓著者”等11项行为之一的，才是土豪劣绅。
按照以上规定，农会在处理土豪时，要经过一个“特别法庭”审判的程序，但事实上很少有地方遵守，导致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土豪的情况愈演愈烈。农会只要看上谁家资阔绰，才不管是地主、商人，还是富农，一概是斗倒再说。最后北伐军将领们也无法幸免，不少都被抄了家。
走到这一步，G·M·D再也没法和***合作了，夏斗寅的**通电指责中共“循至无绅不劣，有土皆豪，四境骚然”。中共领导下的群众运动，过于激烈的打土豪，成为G·M·D“清党”的重要理由。
苏区中红军与土豪对峙
中共同G·M·D分手后，打土豪的革命传统被延续下来。1927年9月，毛泽东在文家市演讲时说，“部队的吃饭穿衣服都成问题，群众生活也很艰难，不能向群众摊派，相反的是土豪吃不完用不完，我们可以去打土豪。”中共随即在文家市开展了第一次打土豪，解决了补给问题。毛泽东要求，部队在留下充足的补给后，必须把剩下的分给当地群众。但是穷人开始时不敢要土豪的东西，只好在晚上把粮食、衣服等偷偷地送到穷人家里。“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也在文家市首次出现。
毛泽东带部队从文家市来到井冈山，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一个个苏区相继建立起来。在广西左右江地区，“各地农民赤卫军攻下豪绅地主的寨子, 凡在寨子里面的人, 不论男女老幼都杀一个精光……对于边区外的群众,一律目为反动派, 互相仇杀。”作为报复，广西右江“土豪率地主武装数十过河烧了三个村庄, 抢牛、羊、女人,。韦(拔群) 即集中四千人过河去, 烧了十三个村庄, 横直三十里,也抢劫，拉牛,捉女人等。地主便将该地人民组织起来, 有四区队伍与革命对立起来。”韦拔群是***手下的得力干将，红军早期的高级将领。在各个苏区都存在这种赤白对立，白区土豪与苏区群众水火不容。
这个问题在江西中央苏区更为严重，土豪们依仗村中的围屋、山寨，聚集力量与红军对峙。土豪的据点有两种，围屋建在村落之中，围墙坚固，上面设有炮楼、枪眼；还有一种山寨建在村落附近的山头上，也有围墙、寨门，可供战时固守。这些防御性建筑大都是在清末民初、太平天国时期兴建的。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开始了长征。这一路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几万人的补给如何解决呢？打土豪无疑是个捷径。1931年1月，红军到达遵义，“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林伯渠给红军士兵传授了辨别土豪的简便方法，即“一看、二摸”，所谓“看”就是看一户人家的房子是否高大漂亮、家里有没有牲畜等“硬指标”；“摸”则是摸底调查，听听群众的声音。知道了基本情况，没收征发委员会就会出面，发动群众去打土豪了。
土豪虽然不断被打，但因基数很大，依旧在各地存在着。直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土地革命在整个大陆的开展，原来意义上的土豪终于成为了历史名词。等到改革开放后，土豪再一次现身时，其意义就同今天差不多了，基本等同于“土大款”。
打土豪成了中共革命的标志
中共的革命理论有很多，但在当时能被苏区老百姓记住，且最彻底践行的，大约就只有打土豪这一件事了。1929年，有中共干部问农民：“你是革命吗？”农民回答：“是的。”干部问：“你怎样革命法呢？”农民说：“杀尽土豪劣绅！”如果追问一句：“再呢？”很多人就打不出来了，至多是说：“杀尽土豪劣绅以后平分土地。”
中共曾集中主力，对赣南乡村中成百上千的土豪围寨展开“攻坚”。1929年10月，红军出动一个纵队攻打于都的“上谢土围”，打了七、八天也没能给攻下来。石城县的红石寨地势险要，附近的土豪、当地县政府都前来避难，拥有1500多兵力。红四军花了两个多月才拿下红石寨。土豪围寨的坚固由此可见。
后来红军加大兵力，到1932年2月，才将赣南的大多数“白点”拔除。但是剩下的围寨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不仅时常骚扰苏军后方，更还主动进攻红军，成为红军失败的原因之一。
（参考资料：黄道炫《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钱伟新《攻坚: 土豪围寨与中央苏区的拔“白点”斗争》、梁尚贤《湖南农***动中“ 左” 的错误及其影响》等）
（刊于《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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